陆磊：“人民币入篮”意味着中国将承担更多国际义务

来源｜观点中国

2016年2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一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后SDR时期中国宏观政策框架的重构”。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会上发表演讲，就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陆磊认为，人民币入篮将同时带来机遇与挑战。机遇是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当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都将有所上升，挑战则是世界各国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此外，他还指出，目前的首要问题是运用合适工具来配合甚至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框架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去杠杆是必须的，但是把握合适的度却十分困难，因为当前的宏观调控框架相对软弱无力。宏观调控也会相应作出变化。

以下是演讲主要内容：

“人民币入篮”将引致一系列变化，特别是货币和金融的大开放，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表决，在这个表决背景下，中国所占的份额将从第六名提升到第三名，即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当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都将有所上升。

“人民币入篮”产生的很多冲击也不能忽视。比如说在2月26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的记者会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宏观调控有效性问题，乃至于金融安全问题。世界各国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高度关注，这种溢出效应即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汇政策，都会引致其他国家生存状态的变化。过去所关注的溢出效应是美国主要采取QE还是加息，对大宗商品，对国际收支以及汇率、利率。但是，现在整个世界也将考虑中国。这将引发很多很多的思考。

另外，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框架是转型特征。目前的框架基本上沿用了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市场经济的决定，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大的变化。没有变化就是以经济增长或GDP为主要目标，以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为目标，必须有产业和投资，再加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予以配合。由此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外生性的可调控的灵活的政策变量变成内生性的。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问题就是运用灵活的可自由伸缩调节的工具来配合甚至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框架应该做相应的一些变化，还需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以及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第二，当前的宏观调控框架相对软弱无力。宏观调控中去产能和去杠杆交织时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关键在于先去哪个。2002-2014年我国杠杆率的增长百分点数居全球首位，结构性的问题是企业杠杆率高，政府杠杆率低，居民杠杆率适中。但艰难的问题主要是企业杠杆率，能否取，怎么取，摆在政策当局面前。若强势去杠杆，是否出现债务链和金融层面不稳定的问题；若不取，是否形成僵尸企业拖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上世纪90年代困扰韩国和日本的僵尸银行。总目标的具体操作和执行当中子目标之间的牵扯会影响国家宏观调控最终决定。目前40多个月PPI的负增长，可能可预见未来50多个月的负增长，而且增长水平低，目前我国的GDP平减指数已经进入负到零之间。

第三，宏观调控会有些变化。国务院的报告称宏观调控可能不再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而是物价稳定、金融稳定以及国际收支的均衡。然而将金融稳定纳入宏观调控框架内的决策并非原创。在2008年危机后，20国集团就确定了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框架的关键是按照公允价值计算，资产价格、大宗商品可能会引致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或收缩，由此引发宏观经济相关变量的波动。

三个观点：

第一，2016年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间的溢出效应将引致一系列的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研究宏观政策的目标函数和最优选择的路径问题。

第二，在金融改革进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中国财政、货币当局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恰逢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央决策的有效执行必须保持市场稳定、保持物价稳定、保持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等相关变量处于合理均衡状态。

第三，对于宏观框架的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操作者、执行者来说，持续面临PPI和CPI的背离是一个挑战。

最后，金融改革可能是引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变量。第一，债券市场的改革，可能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在操作上会有一些瑕疵。比如用央行的外汇储备来置换国债的目的是增加国债流动性，有助于形成无风险资产收益率曲线。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物价有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大量的国债锁死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内，如果对外抛出就意味着回笼货币，在物价走低的时候，回笼货币是否合适。第二，降低商业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解锁一部分资金直接购买国债，在1997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代是可行的，由于唯一的股东是财政部，所以完全可以通过公司治理内部决策执行，但是现在的商业银行主要是上市公司，存款准备金率是可以自由的货币政策，解锁资金通过什么方式购买，利用行政命令购买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公司法对于股东、对于董事会的某些权利的主张和保护。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还包括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在经济和金融层面上全面依法行政。

编辑｜戴奥然 杨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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