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如何走”的问题。过去我们和其他国家相互适应的国际经贸合作关系，已经无法适应今天中国的角色转换。能否成功构建新的合作模式，主要看中国自己。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选择
和其他先行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当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以后，必然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必须开拓海外市场，为大量的制成品寻找销路；第二，由于为全球制造产品，本土原材料供应必然不足，一定要到海外寻找稳定的原料来源。
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如何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合作模式，基本立足点是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此框架之下，中国的角色主要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中国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水电和人力，我们不关心原料从哪里来，产品卖往何处，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是简单的贸易关系，在现行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之下，运行良好。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用国内资源生产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一般贸易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也越来越大，资源消耗量迅速超过国内供应极限，能源和大宗商品不得不转向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
大宗商品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仅仅靠贸易合同来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已经被大型跨国公司垄断，在需求强劲时，中国会完全丧失定价的话语权。前两年的铁矿石之争，充分暴露了中国的无力感。
既然无法靠贸易合同长期保障国际原料的稳定供应，中国就必须“走出去”，直接投资海外资源，将原料供应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至少也应该通过投资，参与到海外资源企业中，从而提高原料供应的保障程度。
投资海外面临政治风险
投资海外，毕竟不同于简单的国际贸易，着眼点都是几十年的投资周期。我们当然关注当地的政治风险，不可能不关心谁当总统，不可能不关心当地的投资保护政策。不能只谈“绝不干涉别国内政”，没有可行的措施和行动，将会把我们的投资完全暴露在风险之中。
英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也曾面对与我们今天相同的问题。他们的解决之道是殖民主义。用坚船利炮作为后盾，牢牢控制海外资源国政府，从而确保对母国稳定的原料供应。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还能这样做吗？如果不能，中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悖论：不控制当地政府，投资没有保障；控制当地政府，又有新殖民主义之嫌。
中国该怎么办？过去处理国际经贸关系的那一套还行得通吗？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和谐局面的形成，有内因也有外因。就内因而言，虽说整个国家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却一直有一套稳定的达成高度共识的战略定位和制度安排。
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中国定位自己为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制度安排上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这一战略被形象概括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在国际金融投资方面，中国定位自己为资本短缺国，制度安排上尽一切可能吸引外资。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可以高度概括为四个字，这就是“招商引资”。无论我们对内的经济政策如何调整，“招商引资”作为对外的基本国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招商引资”不仅有全民的高度共识，还有完善的制度安排。
在思想认识层面，经过“文革”，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巨大。因此，打开国门，将外资引进来，成为全民共识。因此，谁能“招商引资”，谁就是英雄。“招商引资”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之上。
既然有了高度共识，很容易便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安排。法律层面上，为了保障外商投资，我们制定了《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管理办法》等等，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制定了《公司法》《证券法》等等。企业的会计制度，也尽量与国际接轨。各地政府也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招商引资”奖励办法，“引资多少”成为官员提拔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与中国的共识和战略安排相对应，国际上也形成了关于中国的共识。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具有低成本优势，有可以接受的外资保障制度，再加上中国本土市场潜力巨大，于是就形成了“中国热”。有了共识，自然便有行动。外资大量招募熟悉中国的人才（早期以港台华人为主，后期大量中国留学生加入），形成渗透中国的庞大网络。与之相对应，外资也在全球构建了一张完善的业务网络，就经贸而言，这张网络不仅为中国提供原料，也为中国分销制成品。就金融投资而言，这张网络是一张单向的喇叭状，将西方的资金汇拢，投入中国。
回头来看，中国的“招商引资”战略，与欧美在全球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高度契合。中国与海外资本各得其所，相得益彰。稳定的外部秩序和良好的国际合作，为中国经济起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角色转变
中国和国际社会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和谐局面已经无法维持，当我们由一个国际贸易大国变成国际投资大国时，整个地球都不适应了。
作为海外被投资国，对中国股东很不适应。他们不清楚中国股东的投资诉求，到底是财务目的，还是其他的政治战略目的？特别是面对国企时，更难厘清。他们不清楚派驻到当地的中国董事，能否正常履行董事责任？是否凡事都要向北京政府请示？中国公司对被投资国当地，将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企业的正常商务活动，会否因为政治原因受到中国政府管制？……
中国作为投资国，更不适应自己的身份变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一个“招商引资”的国家，与“引进来”工作相比，大家都不适应“走出去”的工作。
就舆论而言，“引资”一直有很高的道德地位，但“把钱投到海外”，明显缺乏道德制高点。很多人会说，中国那么多地方需要钱，为什么要把钱投到海外？自己家里还管不住，到海外更不知钱会流到哪个贪官兜里？谁想把钱投到海外，肯定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安排。
与之对应，由于“正当性”没有形成共识，海外投资自然就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海外投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占有资源的战略目的还是单纯的财务目的？海外投资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标准？还是要兼顾当地的社会发展？评价海外投资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引资”是越多越好，那对外投资呢？亏了钱怎么办？衡量盈亏的期限应该多长？应该投到哪些国家？是回报低但稳定的欧美还是不稳定但回报高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投实业，还是把钱投给华尔街用钱赚钱？应该投在家门口，还是远赴非洲拉美？……
我们自己没有明确的共识和清晰的制度安排，因此无法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国家定位，难怪海外会对中国投资有那么多诘难和干扰。
“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和制度安排
中国就像一个已经发育的年轻人，虽说体格已经像大人，但还没有成年人的成熟和练达。要想做一个成熟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必须根据国家身份的转换，重新考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根据多年海外投资体会，笔者认为：
在思想认识层面：
1）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形成共识，即今天的海外投资与当年的“招商引资”一样重要。
2）同时要明确：中国的海外投资，在追求经济回报的同时，一定要推动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让当地社会实实在在地从中国投资中收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还应积极推广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强化中国的软实力，从而壮大当地亲华势力，最终在当地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3）要重新定义“邻国”。今天定义“邻国”，不能只考虑空间距离，还应该重点考虑经济上与中国的相关性。例如，非洲过去是遥远的，但今天，中国的许多重要资源，都要依赖非洲供应，中国与非洲已紧紧绑在一起。非洲局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远超过一些传统近邻的影响。
在制度安排方面：
1）把海外财务投资和实业投资分开管理。财务投资单纯以追求经济回报为目标，但实业投资一定要兼顾多重目标，既要考虑中国的经济利益，又要推动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2）在实业投资领域，把长期国家资源战略投资和追求短期实业投资回报的项目分开管理，分开评价。有些海外资源，对国家长期资源安全，有着重大战略意义，肯定不应该用一般中短期实业投资标准来衡量。
3）应建立多层次的海外投资体系。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主体，主要是大型国企。海外国际投资主体，一直以来以私人资本为主。国企强烈的中国政府色彩，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所在国的接受程度，谁也不想别国政府直接在自己的地盘上运营。因此，国家必须开拓和扶植多种所有制企业，在各个层次开展海外投资。
4）外交系统应积极配合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甄选一些实际参与中国市县区域经济发展的干部，派驻非洲、拉美、中亚等地领事馆，作为当地政府的财经顾问，向其推广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并广交朋友。
总而言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既是现实所迫，也是战略需要。“走出去”刚迈出一小步，已经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引起极大的争议。不尽快凝聚共识，形成清晰的制度安排，中国企业“走出去”将变得更加步履蹒跚，“走出去”失败，反过来将会拖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来源：文化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