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走向绕不开美元周期

　　2014年注定仍是货币硝烟弥漫的一年。

　　发达国家的欧元、日元受到贬值冲击。欧元对美元汇率自2008年以来虽有小的反复，但整体依然是贬值趋势；日元对美元在2013年的贬值幅度超过20%。同时受“安倍经济学”影响，日元在2014年继续贬值。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也受到美元挑战。2014年以来，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巴西、俄罗斯等多个新兴市场货币延续颓势，甚至创出新低。就连人民币，2014年以来也一反1994年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持续升值态势，对美元贬值2.5%左右。

　　为何美元牵动着世界其他所有主要货币？又是什么决定了美元的运动方向？美元在2014年将会走向何方？人民币又该何去何从？

　　这一切的变化或许得从美元的全球战略说起。以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为分界线，在这之前美国是制造业强国，走的是产业资本主义道路；而在这之后，美国走的是金融资本主义道路，从制造业强国变成了金融帝国。经历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美元价格与黄金价格脱钩，正式成为“信用货币”，美元本位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人类货币史的新篇章。同时，美元与主要大国货币之间实行浮动汇率体制，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与美元的联系更为紧密，美元霸权正式形成，美联储也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可以说，自此以后，美元货币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紧密相关，它的起伏与国际经济金融的波澜壮阔的命运紧密相关。

　　美元自诞生以来，就具有经济之外的独立根源，并不完全是经济活动本身的被动反映，尤其是它表现出强烈的内生周期特性。放宽历史的视界，从中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美元运动具有明显的周期特征。

　　从时间上看，美元汇率指数迄今为止共经历了三次弱势下行与三次强势上行，其中下行过程平均长度为10年左右，上行过程为5年左右。各拐点时间依次是：1979年8月、1984年8月、1995年7月、2001年5月、2011年3月。其中1971~1979年、1986~1995年、2002年~2011年为弱势美元周期；1980~1985年、1996~2001年以及2011年至今为强势美元周期。

　　从周期特性考量，当前美元指数正处于上行通道中。以页岩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布局，美国回归高端制造业成为潮流，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市场扩张将推动经济走向新一轮的繁荣。资本大规模流入美国，助推美元强势的周期性上行；此外，美国的QE量化宽松退出政策，也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加速资本外流。

　　翻阅历史，可以看到，美元的内生周期性成为左右全球经济波动最重大的金融力量，直接影响决定了世界经济周期。尽管美元历经数次较大的周期波动，人民币汇率在过去数十年里却主要遵循自己的发展演化轨迹，仿佛从来没有纳入美元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一般；然而，从2014年1月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突然发生了较大逆转，截至2014年3月底，人民币对美元累计贬值2.5%以上。这种变化是偶然的吗？从对美元周期的梳理中，我们认为这种变化非但不偶然，而且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自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分工之后，中国的汇率走势便与美元周期的变动越发地相关联起来。例如，2005年以来，人民币总体是升值的，这与该期间美元弱势周期基本一致，另外，美元最近一次的弱势贬值周期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总体上也是同步的。

　　当前，就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的问题，国内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当前我国财政金融风险可控，外汇储备充裕，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但是，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注意到，2011年以来，美元已经重新进入升值上行周期，货币危机的故事也的确又一次在拉美及一些新兴市场上演。中国是否能逃脱美元周期波动的冲击？这需要我们清醒地认清当前的形势。

　　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资金关键不在于总量，而在于流向。美元一旦走强，资金将流回到美国。这也是为什么在历次美元升值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容易发生资金外逃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元走强趋势一旦形成，将会引起国际资本而不仅仅是美国资本的流向变化。这对此前美元贬值周期阶段大量吸引了国际资本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容易造成严重冲击。可以看到，2011年以来，众多新兴经济体不同程度出现了资本大量撤离、货币竞相贬值。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坚持稳中有升策略，或许是阻止资金外流最重要的战略布局。当然，人民币汇率政策也需要注意不被这种确定性的、趋势性政策所绑架，需要灵活的方式和手法应对。近来人民币贬值就是非常漂亮的阻击方式，一方面推动市场打破单边升值的预期，一方面有利于清退部分投机账户。此外，汇率波幅的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与收益不确定性，有助于人民币汇率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打击投机资本。

　　（作者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硕士生导师）

　　作者：刘晓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