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平稳行驶在发展轨道上

　　专访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中国仍然平稳行驶在发展轨道上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3次获得普利策奖。2005年出版《世界是平的》一书，成为全球各地热烈讨论的话题。随后出版《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再次引起强烈反响。近年来，弗里德曼密切关注中国发展，每年多次到中国采访考察，参加夏季达沃斯年会等各种重要国际会议，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报道和评论。

　　记者：近年来，您每年到中国采访参观的次数越来越多，在采访中与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媒体同行等进行了充分沟通。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变化？

　　弗里德曼：在我3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关于中国的故事已成为最令人兴奋的部分。我发现自己近年的报道越来越多地和中国发生联系，无论这些报道和评论是有关经济、政治、文化或者其他。正如我在新书《曾经的辉煌》开头所说的，“这是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但我们要从中国讲起……”

　　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原因就是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全球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我看来，中国有坚定的目标，整个社会充满着活力。中国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让数以千万的人口脱离贫困，大规模地改善了基础设施，全心全意地关注经济发展，很聪明地主动融入到全球化进程，并能及时将国外好的经验在国内推广……事实上，如今在美国能够经常听到有人将中美两国进行对比，许多美国人认为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当然，中国的发展也还存在许多不足，比如贫富差距、区域不平衡以及科技含量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中国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在挖掘自身发展潜力方面确有成功之处。

　　记者：虽然美国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经济复苏情况良好。为何您在新书《曾经的辉煌》中对美国未来的判断充满悲观情绪？

　　弗里德曼：或许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命运多一份忧虑。我在书中将美国遇到的挑战概括为4个方面，包括如何应对全球化、如何应对信息科技（IT）革命、如何处理由各级政府需求日益膨胀所造成的不断飙升的巨额财政赤字、如何应对持续增长的全球能源消耗和气候变化的威胁。这些挑战在广度和深度的影响，不是一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能够比拟的。

　　以财政赤字为例，现在美国负债超过15.7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纳税人需负担13.8万美元。同时，每年还要面对近1.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如果将各州以及联邦政府的债务加总，美国目前的债务水平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更糟糕的是美国婴儿潮一代（即1946年—1964年出生的美国人）即将进入退休年龄，这将导致政府在两大福利项目，即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上的花费急剧增长。

　　未来几十年，美国需要为婴儿潮一代退休埋单，这与政府按先行税率征收税款之间存在缺口，缺口规模可能高达50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美国3年GDP的总和。

　　实际上，欧盟部分国家正在经历财政赤字带来的痛苦。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挑战尚可控制。一旦美国爆发财政赤字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的灾难影响将难以想象。美国必须加快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摆脱财政赤字增长之间找到平衡点。不幸的是，美国目前近乎失效的政治体系很难找到这个平衡点，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民主、共和两党提出的纲领不仅无法解决财政赤字，还将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记者：相对于四大挑战，人们目前似乎更关心这场危机何时才会结束，比如美国刚刚出台了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

　　弗里德曼：是的。这场经济危机已经持续5年时间，是全球经济80年来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但我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与四大挑战还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经济危机属于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性事件，衰退会使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有时会挑战你的忍耐力）下降到潜在水平之下。但衰退迟早会过去，投资、消费、出口会从减少转变为增长，全球经济会逐步恢复元气。相比之下，四大挑战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打个比方，经济衰退有点类似于感冒，可能让你一个星期、一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感到浑身无力甚至卧床不起；四大挑战更像一场慢性病，它影响的是一个人生命的长度和生活的质量，它会要你的命。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四大挑战，即便能够侥幸度过眼下的危机，也将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丧失话语权。

　　记者：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下行压力，国际上也出现了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

　　弗里德曼：必须强调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推导一国经济的未来。我只是一名记者，我的优势在于能够广泛接触事实，采访大量的人，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从我有限的观察看，我认为中国仍然较为平稳地行驶在自己的发展轨道上。此外，我还没发现哪家跨国公司真的认为中国经济已失去潜力。有些跨国公司将制造企业搬离中国，投资到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说明“世界越来越平”，这并非中国的竞争力在下降。相反，许多人对中国市场雄心勃勃。不过，几乎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企业负责人都认为，外国公司要想继续在中国市场保持竞争优势，难度在变大。这或许一方面是某些特殊的吸引外资政策被取消，另一方面是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在提高。

　　我也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挑战，比如必须尽快摆脱相对低端的发展模式，比如必须提高制造业的水平，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持全社会特别是企业的创造力。这次来中国，我参加了阿里巴巴集团在杭州举办的互联网大会。这些年我一直关注阿里巴巴的成长，这家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力正在跨越国界，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创新力。他们目前开始向金融保险等领域拓展，利用IT革命的特殊优势，有效解决许多银行无法破解的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题。我认为，类似于阿里巴巴这类企业的大量出现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

　　记者：谈到制造业，我们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纷纷提出要“回归制造”。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国家以防止工作岗位流失为由，频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给全球自由经济贸易设置障碍。这是否说明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会逆转？

　　弗里德曼：贸易保护更多时候是一些政界商界人士虚弱的表现。因为缺乏竞争力，所以必须借助政治保护，但最终这些措施只能在短期和局部发挥作用。长远看，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并且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更多表现为发达国家从事飞机、汽车、生物科技等高科技产品制造，发展中国家从事衣服、鞋子等产品制造，那么目前的全球化已经发展为制造链条上的密切分工。全球化和IT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全球资源分配流动更加精细更有效率，反映到就业上，就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阻力与其他地方的人开展竞争和合作。因此，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应该将失业率居高不下简单归咎于中国制造或印度制造，而是应该在创新上做文章，在那些需要更高技术、更优秀人才、更大市场、更多利润的新兴产业上寻找机会。这需要我们做什么呢？关键就是下更大的力气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吸引优秀人才以及科技研发。

　　美国和中国目前分别是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我相信，美国的持续繁荣离不开中国的健康发展，中国的发展壮大同样离不开美国。（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