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资本管制只是手段而非目标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并将整个过程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短期安排（1～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3～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此为中国人民银行首次以官方报告形式描绘出中国资本项下开放的清晰路径，并给出具体时间表，这标志着“是否需要启动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及启动时机是否已经成熟”的议题进入议事日程。

　　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此屏障一开，30余年改革形成的优势和不足都将瞬时暴露在国际经济体系之下，可能获取更多收益，也可能承担更大风险，其重要性无可匹敌。

　　放开资本管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但这只是手段，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最终构建全新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才是目标。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得不到改进，人民币无法成为核心国际货币，则资本管制的完全放开全无意义。而且，资本管制的放开并不必然助推本币成为核心货币。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的资本管制放开得都很彻底，但并未自然产生核心货币。

　　尽管本次危机极大地撼动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但其综合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仍稳居全球之首，美元仍为全球单一核心货币。对于中国，美国“重回亚洲”给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注入了很多“不明所以的躁动”。而东亚和东盟是人民币国际化、构建人民币货币区的必经之地，此种格局的改变无疑为人民币的信用度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设置了障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阶段性地阻止了人民币的东扩和南下。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已由“把握机遇急进式”阶段转为“自然演绎渐进式”阶段，这意味着需要由“把握机遇”变为“伺机待变”。

　　第一，要坚信新的历史性机遇一定会来到。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症结并未解决，危机救助中注入的海量货币，加上未来几年势将重新狂热起来的投机性交易，必然会将全球推向下一场更猛烈的金融危机。

　　第二，在两次金融危机的间隔期，要抓紧备战，打牢基础。首先，应立足于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利率市场化机制的改革等，工程浩繁，但却必须加速推进；其次，应稳固已经建立的人民币国际化初级体系。国家间货币互换体系的升级、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体系的完善、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香港和内地之间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往来等均可在现行汇率和资本管制机制不进行大的调整下稳步推进；再次，应向西开辟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战场。我国和中亚、俄罗斯等国大部分是“上合组织”成员，相互间具有稳定的经贸和政治往来基础，又都具有货币合作的愿望，易于形成不受外界干扰的货币区，可作为当下防守策略中的新攻略。

　　与此同时，资本管制的放松应采取与之对应的策略和节奏，以渐进式微调为主。此时如采用完全放开的激进式策略，不仅迷失方向，还将影响“伺机待变”期的内部基础性工作，必然会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而对于放松资本项下管制的“渐进式微调”而言，应是按照周小川行长所提的，以坚持对外债总量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底线。在此基础上，围绕当前实体经济活动所提出的新要求，进行相应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曹彤为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曲双石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