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中的中国国际战略

　　回顾2011年的世界大势，似乎可以用一个“变”字概括。从年初的所谓“阿拉伯-北非之春”，到“印度之夏”、“华盛顿之秋”，再到所谓“莫斯科之冬”，国际政治格局在变；美国经济挣扎复苏，欧债危机深重，金砖国家未雨绸缪，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亚太和东亚国际关系也在酝酿重整；中美关系面临重新定位?那么，应当如何评估世界变局，如何观察在此变局之下的中国国际战略走向呢？

　　世界经济危机加快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国经济稳定作用凸显

　　一、世界经济形势严峻的2011年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严峻，险象环生。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下滑，西方国家继续深陷金融经济危机而脱困乏术，许多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不断刷低人们的期望值，甚至给人以难见曙光之感。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预计2011年低于1.7%，2012年为2.3%左右，失业率则将继续在9%的高位徘徊不落，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17%左右；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接近于0，失业率高达10%左右，年轻人的失业率则平均高达20%，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甚至超过46%。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增多；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经济发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说法，呈现出“非常糟糕”的局面。此外，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G20伦敦峰会以来，全球经济治理新革局逐渐显现，但仍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初现端倪，但仍未能满足转变人类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国际经济秩序出现重大调整

　　此次危机的发生，是对即有世界经济格局的全新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其一，危机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西方经济遭受到战后最沉重的打击。林毅夫教授断言，发达经济体已进入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其二，此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而广泛的传导，反映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以美元为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已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急需做出重大改革，建设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国际货币合作框架，以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和保护各国经济利益。其三，在过去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崛起，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次抑制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凸显，共同讨论危机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前所未有地表达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崭新角色。其四，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心，出现了向亚太区域转移的端倪。其五，世界经济似乎正处于一个新兴经济技术革命的前夜，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各主要国家所扮演的战略角色之位移，也同时在调整转圜。这些新的情况，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在此背景下，危机的综合性与深刻性日显突出。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加快向政治-社会领域扩散、渗透与发酵，催化了已有的各种潜在社会矛盾，彰显了美欧日等西方国家面临的各种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和政治制度存在的弊端弱点。从表象上看，国内政治对立加剧，朝野恶斗，政党轮替频繁。27个欧盟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的财长离任，超过15个国家的领导人先后下野。政局不稳导致诸多危机应对与重大社会改革措施无法付诸实施。在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和城市，民众抗议示威演变成大规模骚乱，在美加澳等国的数十个城市则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种族与文化矛盾激化，极右翼势力抬头，在挪威、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滋生并推升了暴力恐怖活动。

　　此外，欧洲面临的已不单纯是解救经济危局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借助拯救经济之机，继续推进二战后经过三代人努力取得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政治问题，即借助欧洲制定统一中央财政与货币政策机制之机，加速推进更加紧密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其中，法德的双核领导体制显示出关键的政治作用。

　　三、欧债危机引发深刻反思

　　欧债危机的发展态势致使西方发达国家朝野进一步深入反思。此前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以及社会领域的高福利制度，如今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与政治的质疑；某些讨论甚至开始深入到政治领域的西方民主制度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发展问题，并促使人们再度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较的角度重塑观念与认识。经过反思和检讨，西方着力以变革求振兴，对外积极维护并充分利用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优势取得帮助和转嫁危机，对内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竞争力。欧盟一方面力图通过缔结新的同盟条约、制定与统一货币相适应的统一财政政策等措施，推进一体化建设并合力应对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在制定和实施教育、科技、产业、社会等方面的中长期规划，以增强内生优势。美国则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在重建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技术创新和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力图发挥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通过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来打造支撑美国竞争优势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技术和产业支柱，酝酿变革美元以便重新强化国际金融霸权地位。当然，这些改革尚未深入触及前述西方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和弊端。对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美欧需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缓解大幅凸显的社会矛盾；改革选举和网络舆论管理制度，为第三股政治力量和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力量提供施展空间；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确保社会安全的同时，提供有利于多元文化和外来人才发挥创造力的宽松环境；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中，让新兴经济大国分享更多权利以便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种大的经济颓势环境中，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就是稳住自己。仅在5-10年以前，美国还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曾几何时，特别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凸显其对世界经济的战略稳定效用，2011年尤其如此。尽管欧美经济艰难，只要中国经济稳定住，金砖国家和东亚经济大致是稳定的，世界经济就大乱不了，即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显然，国际社会应更多地关注这一战略节点，比纠结拘泥于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这类枝节问题，更具现实意义。

　　中东变局开启伊斯兰国家对符合国情新道路的探索，牵动国际格局改变

　　一、中东北非乱中求变

　　检索2011年中东北非发生的事，除去叙利亚尚在纠结，应当说基本上已大势清朗，尘埃落定。这场肇始于突尼斯民事纠纷突发事件的中东政治大地震，迅速蔓延至整个大中东地区。每一个国家被波及的程度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很快即进入国内政治秩序的和平整合时期；利比亚、叙利亚则先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干预乃至军事介入，叙利亚至今仍处于大动乱之中；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的快速倒台，是国际社会始料未及的，也牵动中东国际格局的变化；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在西方军事干预下，灰飞烟灭，土崩瓦解；也门则成了西方国家的心病，干预与否举棋不定，表现出了双重标准。诸如此类，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在中东变局中显现出在所谓民主、人权与各自战略利益之间，大中东国际格局稳定与后强人政治不确定性之间的纠结、犹豫与踟蹰。

　　如果对2011年中东大变局予以总结的话，简单使用诸如“春天”、“革命”这类的情绪化词汇，大约都无法得以确切真实地描述。那么，是否大致可以将其看作是中东北非诸伊斯兰国家，开启了对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新探求？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国家将要走向的民主政治道路，也将不会是西方模式的。而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历史进程将会持续一个历史时期，并将可能经历更多的曲折坎坷。在这一进程中，中东国际关系的格局无疑也将发生重大变迁，其将不以区域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大国的政治意志为转移。观察中东北非事变的进程，既要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干预，也要注意观察联合国，特别是阿盟、非盟这些重要的全球与地区性国际组织在其中所起的重大政治作用。

　　二、大变局中美国的新角色

　　对于此次大变局中美国的新角色，应予以足够注意。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成为影响这些国家政局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此次，美国注重发挥巧实力，把主要责任外包给第三方力量，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把美国利益所受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并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既要设法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顺利抽身，又要掌控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大变局，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美国无论是使用外交手段，实施经济制裁，还是使用武力，都更加注重通过多边机制借助国际力量，推动西方盟友和地区伙伴走上前台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美国推动法国和英国在北约框架内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下发挥更大作用，并争取得到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只花费20亿美元和6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对叙利亚，美国在联合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国加强制裁的同时，让阿拉伯国家联盟、土耳其和法国站在前排发挥更大作用，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未果的情况下，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谴责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反人类罪的决议；对伊朗，在协调西方盟友加大政治、外交和军事压力的同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新的制裁决议；对政府很快垮台的突尼斯和埃及，支持其军方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各派力量保持密切接触。美国还推动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挥作用，通过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对突尼斯和埃及民主政治的进程施加影响。对巴林，则支持哈马德国王在外力帮助下弹压抗议示威民众，快速平定乱局，确保亲美和亲沙特的逊尼派政府继续执政，以及美国在巴林的第五航母舰队的军事基地不变。对也门，为萨利赫提供放弃总统职位之后的安全保障，支持政府权力实现和平过渡，防止“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机构乘势过度坐大。美国之所以如此应对，出于多种现实利益的综合考虑，而非简单的支持民主发展。美国如此作为，既可以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把美国利益所受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又可以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如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利比亚卡扎菲被击毙之后所说，这是美国在新形势下干预全球事务的新“药方”。

　　三、不确定因素

　　尽管如此，美国的中东政策能否沿着上述路径继续发展，仍存在两个重要变数。其一，变局之后在中东相继获得主导地位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诸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等，它们与美国能否相互磨合适应。其二，伊朗继续坚定地推进核开发计划，并对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局势发展施加影响，以色列是否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进而将美国拖入冲突。如果伊斯兰主义力量主导下的中东多国与美国爆发更多冲突，如果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或者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激起严重冲突，那么美国的有关政策就可能发生调整，进而给中东乃至其他地区的局势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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