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力平：当前应是积极推动汇改好时机

　　诸多因素导致市场坐等央行加息，而无论加息是否已箭在弦上，随同整体经济持续回落态势，货币政策之松紧，是否更为纠结，也更显微妙？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教授6月23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当前应只关注通胀

　　《华夏时报》：继4月份回落后，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月度增量又现反弹，从近期集中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我们可否判断出政策收紧的趋势？

　　贺力平：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紧缩姿态，应是明确无误的，惟其如此，才能够促使公众的通胀预期回落，最终使CPI的上涨停滞，并不断下降。政府提出的全年通胀调控目标是3%，高不过4%，从这个意义上看，货币政策当前就应只关注通胀与通胀预期的问题。

　　《华夏时报》：若就当前宏观面而言，基本的认识是，通胀尚未缓解，实体经济发展压力增大，这是否意味着政策陷入两难困境？还有什么王牌可出吗？

　　贺力平：我认为，实体经济所呈现的减速迹象，与紧缩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目了然，其所表现出的工业生产率的下降，不能简单地判断为由紧缩的货币政策所造成。

　　我们至少观察到两种情形来证明这一点。比如工业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汽车产业，其产量的大幅度下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汽车购买量下滑了。但汽车购买量为什么下滑？这与利率水平升高，应该没有必然关系。再比如工业生产中的另一个重要部门电力行业，在目前电力紧张状况下，首先限电的，是那些生产型企业。但为什么电力供应紧张？其中包括生产成本上升，煤价上升，发电企业利润因此变薄，甚至亏损，这与紧缩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刚好相反。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有利于降低物价，有利于缓解电力供应紧张。

　　所以，对于当前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的减速，应辩证地看，而不应归结于提升利率和适当放慢货币供给的政策。我不同意所谓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的说法。

　　《华夏时报》：那么，在您看来，当前扩出口和防通胀，何应为先？

　　贺力平：我认为，防通胀肯定应是货币政策第一要务或最基本的使命，除此之外，也不能说不管其他事情了，也要考虑到经济的增长、就业，要通过物价的稳定和预期，为经济增量、就业的增加，提供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

　　比如紧缩的货币政策，若紧缩过度，经济和就业仍然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紧缩必须适度，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对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造成负面作用。

　　在扩大出口方面，中国现在已不是20年前外汇短缺的时代，而是外汇过多，因此，扩大出口与货币政策不应有任何关系，否则就是对于货币政策的不正确的理解。

　　现在的扩大出口更多来自于对创造就业的诉求，但我们应该反问一句，不出口难道就没有就业了吗？

　　出口是一个可贸易的产业，它吸收就业，发展国内的非贸易产业，比如服务业，同样也可以吸收就业。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处在发展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最大产业，而且其吸收就业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业。那么，同样是为了增加就业，为什么不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国内服务业发展的前景上呢？如果还把增加就业的眼光局限于扩大出口工业上，等于是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的趋势。

　　就业导向本身没错，但就业导向具体到哪个产业部门？现在，我认为应该是转到国内的服务业部门。这应是经济学界和政府人士的一个共同的认识。

　　本币升值是两利选择

　　《华夏时报》：许多分析认为，国际热钱的持续流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持续不减，造成的对冲成本，也令政策面临巨大压力。这当中是否有一些交织的矛盾需要化解？如何化解？

　　贺力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中国最近两个月很明显的大量的贸易顺差，以及增长很快的外汇储备，这与国际热钱持续大量的流入没有必然联系。可能会有上百亿美元投机性资金进入，但总体上看，第一，我们有贸易顺差；第二，我们吸收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第三，推行在贸易结算领域里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当前的一个效益，是节省了进口的外汇支出，也成为推动外储增加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客观上都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对此，央行及政府相关部门应给予关注。

　　被学界和不少官方人士都认可的一个说法是，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的适度升值，在目前情况下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胀，可以成为应对国内通胀的一个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带给货币当局的，不是一个两难选择，而是一个两利选择。

　　《华夏时报》：既然人民币适当加快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胀，当前形势下，汇改步伐可以更快、更大一点吗？

　　贺力平：从中国国际收支情况来看，应处于良好状态，所以当前应是积极推动汇改的好时机。现在，市场仍存在升值预期，意味着汇改只要不是程度或力度特别巨大，就不会给市场带来太大震动。

　　《华夏时报》：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是否应继续以人民币升值来解决通胀问题？

　　贺力平：解决通胀问题还应立足于国内，首先是采取有针对性的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第二是采取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比如提高利率；第三，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当中，采用调节汇率的手段。但对于调节汇率，也不应机械地理解，因为中国汇率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让汇率体制更多一点弹性，长远方向是减少中央银行直接干预汇率。

　　第三种手段与前两种手段不是并列的，未来只要还有中央银行，前两种手段总是可以用的。而汇率则不必然是一种永恒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