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协议下中国银行业问题前瞻

　　宏观审慎监管是“巴塞尔协议III”的主要突破，代表了国际银行监管理念的更新。本文主要针对中国银监会有关前瞻性贷款损失拨备、逆周期资本附加、资本留存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附加和杠杆率工具等机制，以及央行动态差异准备金机制进行分析。

　　“巴塞尔协议III”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影响

　　前瞻性贷款损失拨备

　　“巴塞尔协议III”关于前瞻性贷款损失拨备的规定参考了西班牙央行实行的动态损失准备金机制。即：其中ɑ=跨周期的贷款损失率，ct=贷款余额，β=长期平均损失率。

　　当经济处于上行期时，银行计提的专项准备(Special Provisioning）较少，动态准备金(Dynamic Provisioning)的计算结果为正，银行需要增加动态拨备，这有助于抑制信贷扩张和经济过热；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银行计提的专项准备较多，动态准备金的计算结果为负，银行可以减少动态拨备，避免因信贷紧缩导致经济进一步加速衰退。尽管动态准备金和专项准备金随经济周期而变化，总拨备始终维持在（）水平，降低了经济波动。

　　银监会实施拨贷比（拨备总额/贷款总额）2.5%和拨备覆盖率（拨备总额/不良贷款总额）150%孰高法标准。根据2010年的相关数据，从拨备覆盖率来看，上市银行均已经达标；从拨贷比指标来看，银行业整体有较大差距（图1），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上市银行中拨备/贷款超过2.5%的仅农业银行一家。这意味着大部分银行在未来有增加拨备计提的要求。

　　从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指标的实施效果分析，其有利于促使银行弥补拨备覆盖率的不足。拨贷比给银行的信用成本率设置了一个下限，假设银行年均贷款增速15%，则信用成本率不能低于33个基点，比原来1%的一般拨备要求提高了23个基点。拨贷比指标会降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超过10%，净利润增速降低约15%，限制银行业以信贷扩张为主的经营模式。

　　不过，总体上分析，拨贷比是一个奖劣惩优的措施，存在着以下缺陷：

　　首先，中型经济衰退期可能导致商业银行2.5%～3%的不良率高峰，而2.5%的拨贷比则意味着在不良率高峰期银行仍能达到接近100%的拨备覆盖率，不具备平滑风险、对冲经济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其次，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银行，贷款损失率很少能达到2.5%的水平，发展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大再融资压力，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不良贷款和拨备总额较高的银行则约束不大；第三，尽管银监会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别给出了2年和5年的实施拨贷比指标过渡期，但这种一次性的过渡期并不是宏观审慎监管范畴的过渡期，不同于动态损失准备金的建立期。

　　由此，我们针对前瞻性的贷款损失拨备做出以下建议：

　　首先，银监会针对各个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设定不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机制，以降低负向激励效果；其次，这种机制应该具有均值回归特征，能起到平滑经济波动的宏观审慎功能；第三，贷款损失拨备机制应该具有动态效果，为银行的贷款损失拨备设定建立缓冲期，并能公布具体计算方法，提高监管透明度和银行根据监管预期调整业务的能力。

　　资本留存缓冲

　　资本留存缓冲在“巴塞尔协议III”体系中肩负着破解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在回购股份、分发红利和发放奖金上存在着的“囚徒困境”的任务。在经济下行期，银行必须尽可能地保存收益、提高资本金充足率，才能避免陷入困境的可能。不过，由于“囚徒困境”问题的存在，如果其他银行都继续回购股份、分发红利和发放奖金，行为变更的银行会被认为经营有问题，在公众预期改变的情况下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实质的负面影响。最终所有银行都不敢增加留存收益，导致整个银行体系无法内生出足够的资本。

　　截至发稿日，上市银行2010年数据尚未披露完毕，从前两年的数据看，国内上市银行在2008年和2009年两年中，内生资本率（内生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基本上都是负值。不过内生资本率为负对上市银行的股息派发影响很小，在2007～2009年的三年中，国内上市银行派息率具有很强的惯性，除了建设银行和南京银行有较大的变化之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保持在45%左右，而实力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基本上维持在20%～40%区间。

　　国内上市银行即使经历了数年的内生资本率为负值、信贷井喷之后，派息行为依然没有显著的变化，所以出现了资本市场银行系的集体大额融资和大笔派息并存的情况。可以说，国内上市银行派息行为的“囚徒困境”问题比较严重。

　　针对银行业的“囚徒困境”难题，“巴塞尔协议III”为银行建立留存资本缓冲设定了级差机制，银监会尚未明确是否采用类似的制度。资本留存缓冲制度的实施将对上市银行派息率产生影响，进而对上市银行的估值产生较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