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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开创“十二五”财政金融新局面

时间: 2011-04-12 17:00:59 来源: 《中国财政》杂志  网友评论 0
  • 过去的2010年是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极其复杂”的一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好基础的关键一年。3. 为应对可能蔓延至更多国家的债务危机,欧盟可能会采取“量化宽松”等手段,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

  过去的2010年是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极其复杂”的一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好基础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顺利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部党组的直接指导下,全国财政金融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过去成绩喜人,展望未来任重道远。为确保2011年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为扎实做好2011年工作,必须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立足“十二五”全局,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握主要矛盾、勇于改革创新,在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努力推动财政金融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认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轮番”冲击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深远,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

  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缓慢复苏”态势,但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尤其是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轮番”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更加严峻、曲折。从下一阶段走势看,“发达国家滞、新兴国家胀”的两极格局可能进一步分化,“量化宽松”和“财政紧缩”将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年度主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则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年度特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将推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将变得更加深远而复杂。

  (一)美国为刺激经济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可能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风险

  1. 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脆弱,增长动力不足是最大隐忧。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处于复苏轨道,但数月来经济数据总是喜忧参半,显示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复苏进程的长期性。特别是高失业率和通缩风险始终困扰美国经济,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失业率始终在9.5—10%的高位徘徊,而且大量的失业都是结构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产能闲置等因素也使美国的通胀率一路走低,这些最终都将影响企业信心、居民消费和信贷,给经济复苏带来下行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一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短期内难以重振。房地产和金融业曾经是美国的两大支柱产业,但目前,金融业的次贷风险仍未充分暴露;受止赎风潮的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持续低迷,预计几年内都难以恢复。二是短期内难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从目前的情况看,低碳、新能源以及物联网等被美国政府寄予厚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还无法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2.美国试图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但可能难有大的作为。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屡创新高,扩大财政刺激政策空间有限,同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掌控了众议院,反对政府进一步扩大赤字,因此,美国政府只能依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2010年11月,美联储宣布将新增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拉开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序幕。但从美国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来看,由于美国已有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生产和投资方面难有大的作为。

  3.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风险。如上所述,如果“量化宽松”在刺激经济上作用轻微,就必然有其他原因让美联储甘愿冒着远期通胀预期加剧的风险,决定重启“量化宽松”。事实上,“量化宽松”将会增大美元贬值压力,从而刺激出口增长,在目前美国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才是其重启“量化宽松”的主要目的。因此,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一出,就立即引起德国、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的担忧和不满,批评美国干预汇率、“以邻为壑”。除此之外,更多的国家是对全球流动性泛滥表示担忧。因为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它的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全球流动性状况,如果它不承担起维护全球流动性平稳增长的责任,就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特别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基础都较为脆弱,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将会客观上阻碍各国的复苏进程。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是欧盟内在的制度缺陷,预计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1. 2010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端并且扩散的一年。自2009年12月惠誉公司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展演化。2010年4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和爱尔兰都进行了救助,还专门制订了“欧洲金融稳定安排”,但市场仍然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持悲观态度,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葡萄牙、西班牙等政府均表示,如果国债收益率持续高位,他们极有可能因融资困难而步希腊和爱尔兰的后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申请援助。

  2. 欧盟的制度缺陷是导致欧债危机的内在原因,短期内难以化解。从表面上看,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外部诱因,但从深层次看,欧盟内在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引发欧债危机的根本矛盾。一是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是欧债危机暴露出的核心矛盾。目前,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则由成员国自主决定,这种不一致的后果是:货币政策的统一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使用财政刺激手段,最终造成财政赤字过高和政府债台高筑。二是成员国的“高福利”等问题是引发欧债危机的社会原因。比如,希腊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体系,导致刚性的社保支出居高不下,财政“入不敷出”。欧盟内在的制度缺陷不可能马上得到解决,成员国自身的社会矛盾也不可能立即得到化解。因此,虽然目前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对希腊和爱尔兰实施了资金救助,但这种短期援助不能解决其内在的结构性问题,援助附带的财政紧缩条款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债务国的经济和债务状况,这一矛盾同样适用于其他债务负担较重的欧元区国家,欧债危机仍然可能继续蔓延和恶化。长期来看,不排除个别国家发生违约的极端情况。

  3. 为应对可能蔓延至更多国家的债务危机,欧盟可能会采取“量化宽松”等手段,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总体来看,欧盟经济也已进入复苏轨道,但其复苏进程受到两大问题困扰:一是失业率持续高位。2010年以来,欧元区的失业率一直处于10%的高位,势必影响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二是财政刺激力度下降。欧债危机使市场高度关注欧洲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欧洲各国不得不提早出台财政紧缩计划,财政对经济的刺激力度将大幅降低。因此,为应对可能蔓延至更多国家的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可能借鉴美联储“量化宽松”的政策经验,通过加大购买欧元区国债规模的方式,帮助欧元区有关国家渡过难关,进而带来欧元进一步贬值、全球流动性进一步泛滥等等。

  (三)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但经济复苏进程将面临发达国家的制约

  1. 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复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21世纪初开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反超发达经济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复苏。2009年,按购买力平价测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上升至52%,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并且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地位的提升,其政治地位也有所改善。不但二十国集团峰会正在逐步取代七国集团会议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平台,而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中,发达国家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金砖四国”均进入前十名。可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下,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加速调整,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货币发行和经济结构调整,给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稳健发展带来挑战。虽然新兴经济体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全球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和结构调整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上,这已成为制约新兴经济体长期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发达经济体为自身利益超发货币,使新兴经济体被迫承受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2010年前11个月,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达到7%,印度已经增至8.7%,巴西同期也增至5.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经济体物价趋于平稳,有的甚至处于通缩边缘,如2010年11月美国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为0.8%,连续数月低于1—2%的政策目标值,亟需用宽松货币政策应对通货紧缩。由于发达经济体掌握了全球货币发行的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只能被迫面临日益“宽松”的市场环境,国内通胀压力不断增大,而且热钱涌入还加剧了资产泡沫风险,威胁金融安全。其次,发达经济体为扩大出口要求纠正外部失衡,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被动调整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扩大本国外需,意图将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所谓的“由出口导向型国家主导的外部经济失衡”,从而迫使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市场国家被动接受结构调整,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埋单”。

  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召开前夕,美国财长盖特纳就曾经提出为一国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设置上限的建议,即该国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4%。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美国的此项建议遭到普遍反对,经相互妥协,各国达成共识,决定制定一套指标体系来甄别外部过度失衡,此项工作将在2011年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讨论。事实上,外部失衡问题是涉及我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权利和增长空间的敏感话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继汇率问题之后,又一个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工具。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情况,并且要积极思考如何把被动调整压力转化为主动调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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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财政》杂志 作者: (责任编辑: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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