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彤：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论起，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四个方向—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的监督约束机制。

　　作者认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应对之策的核心在于，必须要明确我们汇改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总体实施规划。汇改的最终目标是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规划应在货币职能和制度安排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并明确时间进程；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既是目标也是策略；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既是汇改的缘起也是归宿。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国际货币体系去向何方，既关系到能否防范或弱化未来的金融危机，更关系到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调整，对每一个主要经济体而言，都意义重大。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目前，全球对2008年因次按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并未形成一致答案。有所共识的部分大多局限于对危机累积的微观成因，如对次按申请人还贷能力的忽视、对次按衍生品交易的不透明性、对金融机构高风险杠杆的监管缺失、各金融机构在交易账户持有了共同风险敞口（MBS、CDS、CDO等）进而导致共同面对流动性风险等，但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并未有深刻的反思和共识。我们必须要看到，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在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是在两次大的国际间协议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二战”后美国独霸天下的国际地位，使得美元从制度层面彻底替代英镑成为全球唯一的本位币，并以美元为中心构建了全球金汇兑本位币制，即所谓的“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二是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并推动IMF协调各方认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全球货币体系进入“无体系的体系”时代，该“体系”的核心也是两条—一是多元本位币，二是浮动汇率机制。理论上，1976年后多元本位币是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强大的国际金融地位和政治话语权，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美元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本位币的发行国有义务控制自身的货币发行量，确保全球的金融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被废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之一正是限制美元的超发），因而事实上“牙买加协议”的核心变为两个：一是仍然延续美元单一本位制，二是浮动汇率机制。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完全纸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再有“锚”来约束。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各国货币发行多少完全凭各自政府和央行的主观判断。从现实操作来看，各国大多参照通胀率作为货币发行量的依据。然而，货币创造出来后并不必然与当期物价指数一一对应，相当部分沉淀下来，暂时脱离资金的投资—消费循环，如货币当局不予超发货币的话，就可能导致流通中货币不足，产生通货紧缩的假象。但事实上，这些沉淀下来的货币并未消失，随时可能形成现实购买力，当沉淀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一旦有外界合适的诱因，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成为全球货币创造的中心。美元因其特殊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纸币）本位币，各国出口商品最后都变成美元的累积，即所谓的美元外汇储备。因而，美元货币约束就成为全球货币供给失控与否的根本。由于美国是此种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因而在事实上，美元的发行不仅没有考虑全球的真实需求，甚至不用过多地考虑美国自身的潜在通胀水平（大量美元沉淀在海外持有人手中，并不立即冲击美国本土居民消费市场），其对货币发行的道德约束排在本国利益之后，这就导致美元货币创造迅速膨胀，推动全球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

　　第三，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又循环派生。某国货币过多地创造出来后（如日元超发部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可自由兑换成美元，形成美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此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叠加积累，形成超量供给的自我膨胀和循环。

　　超量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就具备了独立“人格”，就要逐利。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又相对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自我进行虚拟价值创造。本轮金融危机中为祸作乱的MBS、CDO、CDS等金融衍生工具，表面上是因为金融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缺失所产生，但其根本还在于海量的货币供给及其背后的产生机理。而对于本质上服务于资本的西方政府和国会，对其无法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