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金融、现金贷与年轻一代的动物精神

来源：36氪

金融技术是一个人类自己建造的时间机器，它能将经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提前或延后。最明显的例子是按揭贷款可以将买房者未来30年按月支付的承诺转换为现期的一次性支付，抵押贷款即是买房者对未来货币的折现。

金融拓展了人类想象和计算未来的能力。不仅住房贷款可以分期按揭，手机、电脑，甚至学费、生活费都可以分期，而提供这类服务的金融机构一般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甚至发薪日贷款机构。受益于金融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未来的货币折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好生活需要”。

人类5000年的文明一再证明这样一个事实：金融极大降低人类生存风险并提升跨越时间配置资源以促进增长的能力，但这其中也遭遇很大的问题——跨期均衡，现在和将来的收益如何分配？未来的价值折现能否覆盖风险？

未来价值的折现并非免费，金钱的时间价值可以用利率来表示，如果利率过高，可能会成为高利贷，不但难以有效改善现期的“美好生活”，也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比如扰乱金融秩序、激化社会矛盾等。

亚里士多德曾表示，最憎恶且有最充分理由憎恶的致富方式是高利贷，高利贷从货币本身牟取利益，而不是通过货币的自然用途获利。

在牛顿之前，科学信仰的是亚里士多德受目的驱使的自然观，而牛顿之后，科学开始拥抱毕达哥拉斯受数学驱动的宇宙观。牛顿的学说使人知道，世界运行机制受数字定律控制，自然世界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被精确计算和预测。而金融正是一个涵盖计数、记录、算法和微积分、概率论等高级数学方法的分析系统。

数学是理性的，但金融并不总是理性，这源于市场并非总是理性而有效的。理性人如何利用非理性市场，有效配置资本、提高盈利率？当前中国的消费金融机构、现金贷机构的发展、上市为金融行业提供了典型的案例。

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中，投资驱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一季度更是高达77.2%。消费能力提升的背后不仅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在于消费金融服务可获得率的提升，消费金融行业已傲立在风口。    “大风起兮云飞扬”，风起云涌的消费金融市场，从机构上划分大致有四类：商业银行、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及小贷公司等。

“市场竞争需要超越对手的实力，最大的长期获利方式就是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其著作《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写道，要想领先于竞争对手就必须不停创新。创新并非是要与众不同，而是要有打破常规的意识和认清自己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走出最适合自己的路。

此前银行的消费金融主要以房贷、车贷为主，目前信用卡作为银行发展消费金融的重要业务之一，发展尤为迅猛。

“在消费升级大浪潮驱动下，未来几年消费金融市场潜力广阔，互联网金融机构，电商、支付机构都在厉兵秣马鏖战消费金融大市场，整个消费金融市场成为蓝海市场，蕴藏着银行业未来巨大的发展机会。银行业在其中将发挥自己所长，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消费金融市场找到自己的一片发展空间，让消费金融市场焕发应有的活力和潜力，成为金融生长的一种新常态、新生态。”招商银行副行长刘建军在银监会银行业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然而，银行的服务门槛相对较高，更多注重消费和当前的生活品质的年轻一代消费者由于信用较低、缺乏足够的征信数据，难以享受银行相对低利率产品，转而投向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及小贷公司等。

南都金融研究所与万惠金融研究院发布的《2017新青年消费金融白皮书》显示，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青年人群正在成长为消费主力。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这一人群推崇更高品质的生活品质，是愿意花钱，也是更懂得花钱的一代。相较于走“储蓄消费”路线的父辈们，新青年对于储蓄和信用消费的态度更加开放。在消费方式的选择上，信用消费已经成为他们的消费习惯，他们更擅长通过消费金融产品来提升生活质量，以及进行财务规划，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80、90后人群合计4.1亿人，共占比30%。随着90-99年出生人已步入18-27岁，消费能力逐渐提升，成为引领消费的新人群。根据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2017消费金融洞察报告》，短短4年，互联网消费金融交易规模从60亿猛增到4367.1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17%。

为何年轻人更愿意花钱、更愿意选择通过消费金融产品来提升生活质量？

凯恩斯认为，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不总是理性的。

动物精神几乎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个人的动物精神，就是经济社会中支配每个人行为的心理因素，它取决于每个人的习性、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也跟其知识水平、群体中的相对地位等诸多因素相关。因此，一个人做出经济决策，不一定从经济利益最大化出发。而年轻人无疑更容易受到动物精神影响而做出决策。

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物质已较为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也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80/90后人群，尤其90后，尚未经历中国经济的完整周期，对饥饿、萧条并未有太深记忆，是当前最为乐观、积极的人群，对未来很有信心。

《2017新青年消费金融白皮书》显示，20-30岁的职场新人，因经历超前消费意识更强，且成长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对新技术、新事物、新产品的接受程度较高，“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生活理念较强，对使用消费金融产品更加熟悉。30-40岁的人群，普遍已经进入职场5年以上，稳定的收入带来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让他们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同时，对于未来收入增长具有更大的信心，愿意付出“资金成本”获取当下高品质生活。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目前相当部分不是银行等机构的客户，更愿意拥抱互联网及数字金融，通过消费金融机构、甚至现金贷机构解决中小额借贷需求。

由于个人做出借贷决策时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信贷需求表示信贷需求量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

当信贷需求曲线相对陡峭时，信贷需求量对实际利率变化的反应不大；当信贷需求曲线相对平缓时，信贷需求量对实际利率的变化相对敏感。

从现实消费金融市场发展来看，80/90后人群对实际利率的反应相对不敏感。这其中的表现在他们会借更多的钱购买更多产品，比如，最新的苹果手机，背后则源于他们觉得将来有足够好的条件来偿还贷款。相比于未来，他们更倾向于现在花这笔钱。

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看好未来。增加收入靠企业提高效率来提高利润，靠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工资。技术的进步有望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力的增长涉及各行各业及所有企业，最终必然增加就业。当然，技术进步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这样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职位。但经济历史同样表明，年轻群体更容易适应生产力较高的企业，就业机遇更多。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开始企稳，未来工作机会将可能更多，薪酬待遇有望上涨。

10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上半年GDP增速达6.9%，下半年有望实现7%，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增速与上半年持平，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10月22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九大记者会表示，中国9月失业率跌至3.95％，是近年新低。关于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著名的奥肯定律：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这种关系并非十分严格，此前该定律在中国出现变异，但随着中国经济良性发展，奥肯定律有望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从最近10年中国居民家庭支出来看，最大一项是购房支出。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之下，2017年的房地产市场进入全面调控时期。“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是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楼市的重要论述。

因此，80/90后人群，尤其90后可能在房子这一最大支出款项有所降低。

在现实生活中，借方和贷方进行匹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银行就是为借方与贷方建立桥梁的机构，被称之为金融中介，即将资金从金融资本的供给方，比如储户，引流到金融资本的需求方，比如借方手中。许多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都扮演着金融中介的角色，除去银行之外，金融中介还应包括且不限于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类似银行的企业——包括“影子银行”甚至当铺以及提供发薪日贷款机构。

影子银行系统不接受存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却发挥着与银行类似的作用，筹集资金并用这部分资金放贷。

当信贷市场运行良好时，借方就能从借款中获得合理的回报，这通常取决于借方能承担多大的风险。

信贷市场的均衡

对于当前中国的消费金融公司及发薪日贷款机构而言，资金供给主要来自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等持牌金融机构，以及ABS。如趣店的招股书显示，其机构资金来源包括小贷公司、银行、信托等持牌机构，借利率在年化8.5%-15%。

消费金融市场的需求方是有着动物精神的年轻一代，而供给方则体现着投资家和企业家们的“动物精神”，即乐观的情绪所催生的勇气或冒险精神。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阐述，什么是企业家？他引用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定义：“企业家是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开创并领导了一项事业的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中表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最基本元素就是乘数概念。不仅有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们分别代表当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发生1美元变动时，收入会发生怎样的变动），信心乘数也同样存在。信心乘数表示由于信心的1个单位变动（这种变化总有办法感知或度量）而导致的收入变动。信心的存在会对乘数产生更深层的影响，其他乘数也高度依赖于信心水平。

随着“趣店事件”的持续发酵，有消息称监管层“现金贷”的监管政策或将于近期颁布。从金融监管角度，超2万家提供消费金融业务的公司将给监管带来巨大挑战。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日表示，普惠金融必须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规和欺诈行为，凡是做金融业务的机构都要持牌经营，都要纳入监管。在此之前，银监会已明确要求做好“现金贷”业务活动的清理整顿工作。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也连续发文整顿“现金贷”业务。

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认为，在这个充满动物精神的世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设定条件，使动物精神可以创造性地发挥更好的作用，即制定游戏规则。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其最新著作《回荡的钟摆》中表示，（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两位教授分析了人的动物精神之后，提出的对策是政府加强监管。但依靠政府干预对冲市场上的动物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呢？这是负负得正吗？还是两个动物精神加在一块儿更糟糕？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监管要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求平衡。但允许创新有前提，就是金融行业必须有准入门槛。支持数字金融创新，核心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允许尝试新的做法，比如沙盒计划和创新中心等。同时尝试用数字技术支持数字金融监管，因为数字金融行业的变化非常快，需要实时监控风险。其中一种做法是数字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开展合作，尝试科技监管（RegTech）的做法。

无论如何，以趣店为代表的消费金融、现金贷机构都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对未来非常有信心的年轻一代，消费金融市场很难发展起来；如果没有监管红利，这类机构很难开展业务，如果没有金融科技的发展，这类客群的信息不对称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