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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近期表现是否背离了实体经济?第一,影响资本市场企业营收的主要是名义GDP增速,即实际GDP增速加上物价涨幅。今年我国低物价之下,中国名义增长相对低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主要经济体,也反映在中国上市企业营收增速和ROE相比之下偏低。第二,相比疫情之前,美国、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的当前增速稳定,并无出现显著下滑,而我国后疫情的复合增速,目前看来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潜在增速(当时主流测算在6%左右)。
活跃资本市场,归根结底要使经济彻底摆脱低通胀风险,重回正轨趋势。毋庸置疑,自8月份以来,政策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经济增长也因此逐步触底,初显回升迹象。但下一步仍需要加大政策力度,从重组债务、推动通胀回升、改善居民部门预期、改革和释放民企活力领域,推出一揽子政策。
首先,应该珍视最近的经济企稳迹象。珍视这一曙光,意味着政策不能过早退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三季度例会重申了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尤其提到了要“促进物价低位回升”。此外,会议还提到了要“加大已出台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意在加速当前进展缓慢的房地产相关再贷款工具。这些表态均表明,尽管对经济的评估比二季度稍为更乐观,其仍会继续通过总量货币政策(如降息降准)和定向信贷工具为经济再通胀护航。与此同时,地方化债拉开序幕。随着债务认定工作的推进,债务置换计划可能在未来2-3年内持续扩大规模。 但要看到,尽管经济企稳迈出了第一步,是否能持续,仍需政策呵护。国际经验教训和中国过往自身的成功经验表明,政策组合拳须体现宏观思维,摆脱“打地鼠”的应对模式。为有力应对债务、脱钩、人口等结构性挑战,需要实施一揽子宏观政策,并以清晰的前瞻指引解决当下“信心不稳”的痛点。接下来的3-6个月政策如何演变,将很大程度决定经济复苏的持续性。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值得关注。
密切关注城中村改造和地方政府化债:我们认为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巩固再通胀势头,以及减轻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积压”难题。我们认为,明年应加快实施城中村改造,在今年专项债额度基础上额外新增专用额度。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系统性的化债方案最终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协调,以及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调。中国自90年代末以来的债务重组成功经验表明,财政和金融/货币政策合力,平衡地在中央、地方以及金融当局之间分配化债负担,有助于经济重回正轨,通胀恢复正常。而一旦进入正反馈循环,名义经济的增长和货币的自然增长,将消化债务问题、最终使得国家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如此一来,资本市场的活跃也将更有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