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一）——韩国贸易制度实现的启示

作者认为，韩国对外贸易成功的关键在于其采取的贸易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安排的有效实现。

1960年，正当韩国经济从战后恢复开始转为工业化发展阶段时，新制度经济学巨擘科斯（199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经济学论文：《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抛开产权归属问题，若交易成本为零，资源就能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实现最佳配置。科斯通过细微的制度调查研究，使用边际分析和交易成本分析，更好的证实各类经济制度的产生、演化及历史作用。

韩国贸易相关制度体系，核心理念是倡导自由贸易，避免贸易壁垒，减少贸易交易成本，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进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些都契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韩国也正因为这些政策，被世界银行认为是强外向型经济国家。

推动贸易的健康、长远发展，远非单一制度安排能实现的，恰恰相反，贸易相关制度建设是极其庞大的工程。涉及一个国家财政制度、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科学技术发展制度、人力资源制度等。并且随着对外贸易的深化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制度演化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整个韩国近代贸易发展史，甚至可以视作为韩国贸易制度安排和贸易制度实现的历史。

在1960-1972年间，围绕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核心竞争力、促进贸易发展，韩国就制定了数十项贸易、关税、金融政策和制度。如对出口收入税制进行变革、制定外汇管理法等。为确保韩国产品技术升级和企业创新能力增强，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制定了超过20部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法律。近年，韩国政府当局不断推进对外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与欧盟及美国两大经济体均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

不光是制度建设，韩国还积极根据时代变化和贸易发展需求，对制度做出相应调整。

如1977年，韩国央行制订了对接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通过打通国际贸易、国内贸易与金融服务合作渠道的方式，促进贸易的发展。此后，韩国央行根据市场变化，多次进行修订。自该办法出台至今，已修订超过10次，做到完全与国际国内贸易形势接轨。目前，该办法仍在普遍使用。

贸易相关制度体系的建立，仅仅是前提。制度的有效实现才能达到制度本身的目的。

对于韩国贸易相关制度的实现，亦多有讨论。部分观点认为韩国经济贸易制度的贯彻和执行主要归因于政权对自身意志的落实。这种观点将贸易制度与韩国历史上军人专政体制联系起来分析，可以部分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韩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这种观点不能很好的解释90年代以后，民主政体下韩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事实。

实际上，近20多年，韩国在全球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得到了持续的巩固。甚至在与主要贸易合作国关系出现波折的2016-2017年，韩国进出口全额突破一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7%，全球列第六。其中，半导体、显示器、造船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依旧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强劲的竞争力。

本文作者认为，韩国贸易制度的有效实现，得益于政府及国民对“有限介入”和优先发展国际贸易理念达成的广泛共识。

首先，“有限介入”的执政理念在政权及执政者之间的提出、认同、内化。

“汉江奇迹”缔造者朴正熙总统在其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中对“有限介入”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书中这样写到:  不干预政策曾被认为是保障人民经济活动自由的唯一途径；但应该认识到，这种政策容易扩大贫富差距，引发大量失业。因而，有必要把国家经济计划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国家要直接的、积极的参与经济生活，保障每个人的经济福利。他在书中还认为“国家不应该是包治百病的医药贩子，国家应该限制自己，多运用间接影响经济的手段。即若是经济集中于国家之手，可能带来不民主缺陷的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就必须始终以自由经营和分权原则组织一国生产”。

《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被认为是朴正熙总统创立“汉江奇迹”的理论基础，并在独裁政权期间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执行，在政府支持下，贸易制度得到强制性的推广，“出口优先”成为国策。但政府参与仅限于此，政府不干涉市场主体的自由，韩国仍然是市场经济体制。

1987年韩国修改《大韩民国宪法》标志着独裁政体的结束，韩国的行政部门已将“有限介入”的执政理念内化。三权分立体制的确立，本质上有利于这一理念的延续。根植于各级政务执行者的发展思路不因执政党的变更而改变。观察韩国过去30年历史，纵使总统和执政党轮番更迭（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一届，不得连任），未有一届政府改变“有限介入”的治国理念。军人专政后的历届政府，继续积极主动地对贸易制度加以强化和落实。

如1991年，韩国出台《促进贸易自动化业务法案》，缩短贸易通关时间，节约贸易各环节的交易成本，同时与国际贸易自动化、电子化的发展趋势相匹配。2000年，韩国政府颁布《韩国对外贸易法》，旨在继续促进对外贸易，增加国际贸易体量。

大量制度的出台和完善都说明，韩国“有限介入”的执政思路在贸易制度方面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政府充当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进者，但政府不会越界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和控制者，这些都是贸易制度有效实行的重要条件。

其次，整个国家对发展国际贸易在意识层面的高度统一。

朝韩战争后，韩国曾一度强调“政治斗争”，这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甚至一度激化国内矛盾。1961年，韩国开始进入朴正熙时代，他提出了“优先发展经济”和“出口第一”等战略，并希冀这些发展观得到全民的认同。在韩国经济起飞的早期，朴正熙政权确曾以军事高压的方式，打击反对声音，强制国内执行优先发展对外贸易的相关制度。

类似做法历来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局的意志和发展规划得到了有效执行。发展贸易成为社会民众和企业的共同愿景。在朴正熙及其继任者在位期间，直至近些年，韩国社会也曾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对某一事件的大规模争论，但对外开放和促进贸易发展一直是绝大部分民众和市场参与主体的共识。

韩国对外贸易政策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稳定、有序、持续的认同和执行。贸易制度的有效施行，为韩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才有韩国实现从贸易小国到贸易大国的进步，再有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