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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减少、融资成本高企是当下中小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两者催生了诸多行业乱象。
2月1日,《中国社会融资环境报告》(下称“报告”)和《中国社会融资(企业)成本统计报告》发布,两份报告同属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据了解,这是国内首个关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的调查研究项目,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财经头条新媒体和企商在线(北京)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发起。近日,项目负责人、经济学家高连奎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的采访。
报告指出,融资渠道减少主要体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和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转型消费贷上,银行业务收紧。
根据《中国社会融资(企业)成本统计报告》,当前中国社会融资(企业)平均融资成本为7.6%,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为6.6%,而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的平均融资成本则超过21%。
另外,民间借贷等非常规融资方式虽然规模很大,但数据不公开,无法估算,因此尚未计入上述统计。考虑到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一般较高,因此如果计入统计,有可能进一步拉高数据。高连奎直言:“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大部分高于10%。”
小贷、网贷转向消费贷
报告指出,最近3年小贷公司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和贷款规模持续下降。
2014年末,全国共有小贷公司8791家,贷款余额9420亿元;2015年末,小贷公司8910家,贷款余额9412亿元;2016年末,公司8673家,贷款余额9273亿元。由此可见,贷款余额一直是下降的。
2017年9月末,全国小贷公司的贷款余额有所增长。但报告认为,这种增长主要是由面向消费的互联网小贷公司创造的,如果只考虑企业放贷,2017年的贷款余额仍是下降的。另外,2017年9月末的数据显示,全国小贷公司的数量也还在继续下降。
高连奎认为,小贷公司本可以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却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出现了受歧视、融资难、风险高、税负重和监管错位等问题,生存状况严峻。有的由于融资困难,无款可放,甚至主动要求退出市场,个别省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小贷公司退出市场。
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原因一是大环境问题,二是自身模式的限制。大环境问题是指,目前多数中小企业盈利状况不佳,而选择小贷公司的企业在行业中的经营状况还要更差一些,一般是在其他渠道借贷无门的企业。小贷公司为这些企业融资,承受了较高风险。
从小贷公司运营模式上来说,小贷公司无法吸收存款,只能依靠现有的存量资金循环;另外,小贷公司的坏账率较高,即使有钱也不敢扩大规模,只能是不断收缩。
而与小贷公司处境类似的,还有网贷平台。
报告称,在强监管与实体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国内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数量持续下降,2017年底比2016年底减少517家,全国仅剩1931家。其中正常运营的平台则更少,仅有1539家。这一数字不足历史累计上线平台数量的三分之一。新开平台数量也大幅下滑,2017年上线平台仅有168家,同比减少72.2%。
随着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恶化,上述小贷和网贷平台纷纷转型,大多转向个人消费领域。
比如一些互联网小贷公司的兴起。这些公司主要由知名电商平台或网络公司设立,早期主要是为商户提供贷款,现在则主要转向消费信贷。包括阿里系的“蚂蚁花呗”、“借呗”,唯品会的“唯品花”,百度“有钱花”,小米公司的“小米贷款”,腾讯的“微粒贷”。2017年中国小贷行业的增长,主要靠网络小贷。
但这些转型后的网络小贷,偏离了小贷公司审批的初衷。报告认为,这些互联网小贷表面利息虽然不高,却收取高额的手续费,综合利息很多都超过年化100%,是典型的高利贷。
互联网金融(网贷)行业中,借款小额化是主流趋势,现金贷则是主流转型做法。P2P转向现金贷业务,一是为了符合监管要求,二是获取高额收益。2017年P2P个人贷款规模的比例达到63%,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29%。
银行保理业务收缩
与此同时,银行保理业务的融资渠道也在不断收缩。高连奎向《华夏时报》记者解释,保理业务可以简单理解为应收账款融资:一些企业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银行或保理公司会把自有资金垫付给企业,然后再去收回企业的应收账款。对企业来说,保理可算作一种融资方式;对银行或保理公司来说,保理是一种金融服务。
中国的保理业务主要分为银行保理和商业保理。银行保理业务规模连续两年下跌,我国保理业务总量则连续3年下跌。2014年中国保理业务量折合人民币2.92万亿元,同比下降7.89%;2015年同比下降1.71%;2016年同比下降40.07%。其中国内保理业务量下降近半。
高连奎认为,银行保理业务量下降的原因,一是信用风险上升,银行对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趋于谨慎,更倾向于依靠传统抵押物;二是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延长,应收账款拖欠和坏账风险明显加大,导致银行不敢做保理业务。
保理业务萎缩的同时,“反向保理”模式却在快速增长。高连奎介绍,反向保理是指在供应链中,一些财务能力较强的核心企业利用自身较高的信用评级,设立保理公司,将融资成本较低的资金引入供应链,对其上游供应商提供的融资服务。目前我国超过81%的商业保理公司采用了这种模式,成为银行保理的主要产品构成。
在这种大企业主导的模式下,中小企业被迫承受较长的账期、交货时间,利润受到进一步挤压。
降低融资成本比减税效果好
报告指出,中小企业面临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因此,中国应着力降低融资成本。
“社会融资存量是远远大于税收总量的。因此,同样变动1%,融资成本带来的减负效果要明显强于减税。”高连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另一份2017年9月公布的中国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显示,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余额为171.23万亿元,再加上不纳入统计的社会融资,中国社会融资总规模保守估计在200万亿左右。以此计算,融资利率降低1%,就可以为社会减负2万亿,是减税效果的4倍,而且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只需要将存款准备金降低2%左右即可。
报告指出,中国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成本是西方国家的3到10倍不等,中国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大幅降低的空间。当前中国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6.5%,中小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3%,都存在大幅降低的空间。如果存款准备金率统一降低到10%,中国企业的融资利率可以平均降低3%左右,将为全社会降低利息负担6万亿,是营改增效果的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