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被边缘化的富民利器

　　“忍着像傻子，不忍又像疯子……”

　　“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功能不到位，使经济发展出现许多问题，这是金融业服务没有跟上市场的表现！”知名学者王连洲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他的潜台词业界人士心知肚明：那是信托的沉沦。

　　投资渠道过窄之弊

　　公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富裕程度的重要尺度。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居民70%的收入要靠工资，财产性收入仅占可支配收入的1.9%。而在美国，公民的财产性收入达到可支配收入的40%。

　　“不是我国百姓不懂得财能生财的道理，确实是投资渠道太少了。”一位金融理财师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别看投资产品名目繁多，普通百姓能参与的相当有限：连续加息并未改变负利率局面，靠利息连资产保值都无法实现；能获得收藏、专利收入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债市发展严重滞后，外汇、货币专业门槛高的情况下，股市和房产几乎成了百姓投资仅有的选择。

　　可后果人们已经看到——老百姓的钱涌向哪里，哪里的金融风险就急剧放大：民间资金滞留银行，风险俨然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银行头顶；流出银行又造成了“流动性泛滥”。资金从银行搬迁到股市，股市泡沫风险骤然积聚，近日持续暴跌的股市不知已经吞噬了多少股民、基民的血汗钱；资金涌入房市，导致房价至今仍然高处不胜寒，人们还在为“泡沫何时破裂”胆颤心惊。

　　“股市、房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桥上的人被挤到河里，甚至发生塌桥事件，就不奇怪了。”一位研究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要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这条投资纪律人所共知。但如果10多亿百姓手里只有这两个篮子，大家又能做何选择？党的“十七大”提出增加百姓财产性收入，而现实投资渠道却过于狭窄。金融服务的严重缺位和金融工具的单一限制了百姓投资渠道，财产性收入增加遭遇“玻璃天花板”。而信托，这个专属的“代人理财”、被称为“有多少想象就有多大应用空间”的金融工具，在中国却逐渐被边缘化了。

　　“一石三鸟”的信托产品

　　可能大多数百姓甚至一些从事经济工作的政府官员都不知道，广受热捧的证券投资基金和银行理财产品等，都是揭掉了“信托标签”的信托业务。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国在引进‘信托基金’的时候去掉了‘信托’二字。”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研究员杨林枫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同是这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称谓有所不同，英国和香港称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台湾称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美国虽然称为“共同基金”，也是列入信托管理序列的。

　　基金之所以受到百姓自发的热捧，就是因为它发挥了信托“集合公众资金，由专家代为投资”的功能。但中国大部分基金主要投资于股票、债券和货币等金融产品。比起其母体——信托既能融资又能广泛投资，既能投资证券市场又能投资股权，同时连通资本、货币和实业三大市场的强大功能，基金的用途还只是冰山一角。

　　“例如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的信托计划，对老百姓来说都将是一举多得的投资产品。”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东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黄东峰告诉本报记者，城市地铁建设项目需要大量资金，如果通过政府预算报批，不仅手续繁琐，而且最终项目会让个别机构或者外资拿到，工程建设中的丰厚利润将被少数人获取。但如果通过信托公司向市民发地铁建设项目信托产品，很快就能集齐资金开工建设。地铁建成后，除了每年扣除地铁营运支出和信托公司的管理费，利润都是给购买这个地铁信托产品的投资者的分红。这样市民不仅可以尽早用上地铁，参与投资的百姓还成了地铁的股东，长年享受稳定的分红。

　　“这绝对是一举多得的产品。”黄东峰分析，从民生角度看，这样的项目与百姓低风险投资要求相吻合，能给百姓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加速百姓财富增值，同时能够加快城市建设，提高广大居民生活质量；从金融角度看，拓宽了百姓的投资渠道，分流了房市和股市资金，降低了国家金融风险；同时还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政府不用再四处筹钱，只需负起监督管理责任。

　　郑州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马磊则向中国经济时报介绍了自来水信托的例子：自来水管道老化目前已经成为巨大的城市隐患，影响到了广大市民的健康，而更换管网需要巨量资金，政府财政难以承受。如果能发一个信托产品，集合广大市民资金就可以迅速更换管网，这不但消除了市民健康隐患，解决了政府财政难题，参与投资的百姓还可以享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获得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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