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生态：中国的“千面”融资租赁

来源：天津自贸区之窗

沉心端详，我们觉得将中国融资租赁称为一个“行业”，似乎太过局促，根本容不下中国融资租赁所承载着的，如是之多的内涵。无论是置身于这个“行业”中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群体，还是已经或者有意投资这个“行业”的融资租赁企业股东或潜在投资人，亦或是外部的监管机构以及相关的服务机构组织，若想更好地决策自身行动，就应该将中国融资租赁视为一个“垂直生态”系统，如此，方可在立体开阔的视野中，洞察诸多纷纭芜杂现象事件背后的去脉来龙，从而心生静气，开阖从容。

一、政府型塑与市场生长

度量中国融资租赁“垂直生态”系统海拔高度的，是“资本信用级别”。此处所谓“资本”，意指投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的股权资本性质，而“信用级别”是指金融/融资租赁企业股东在中国经济系统内以低成本筹集巨量资金资源的能力差别——金融资本位于最高端，民间投机资本位于最低端，产业资本横亘中游。

以资本信用级别为基底的起点差异，引致金融/融资租赁企业在战略、市场定位、经营策略、竞争优势构建及维系方面，表现出迥异的“千面”特征。在这个被资本信用级别规范的系统中，众多金融/融资租赁企业或者分层竞争，或者越层合作，在彼此的竞合平衡中，在系统外部的力量牵动下，推挤延展，融合变化。这种立体奔突的演变，早已超越了教科书定义的融资租赁，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所谓“海外经验”的借鉴意义，这的确会让人感到兴奋——中国融资租赁正在自发构建的垂直系统，前无古人。

中国融资租赁“垂直生态”系统的演进，发源于一个起点——中国银行体系的渐进改革，同时，承受着两股力量的推动——政府型塑与市场生长。

中国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发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虽然，经典的市场经济理论证据确凿而雄辩地指出，“大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种种负面效应，“简政放权”与“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重头戏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政府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将是一股深刻影响中国经济表现的力量。此中紧要关节甚多，从中国大一统集权的历史潜意识，到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诸多重要的诸如法治、诚信、制度等市场发挥有效配置所必需的，众多外部“软设施”在长期内的缺位等等客观现实出发，坚定指向地，只有一个结论：中国经济保持合意增长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政府部门对经济进行引导与型塑的强大力量存在。这个结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表达，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走出“新常态”之日，很可能就是林教授加冕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时；而这个结论在政治领域，最直接而权威的表述，就是习大大所言的“看的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

实际上，历史原因形成的，中国政府通过赋予中国银行体系排他地存款业务资质，实质上完成了，政府力量对不同资本信用等级的人为划定。这种因循而来的资本信用等级划定，就是中国融资租赁“垂直生态”系统在过去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环境条件。

政府力量规定了“结构”，但是，推进这个垂直生态系统演进的力量，却来自于市场。一如卓越的邓小平当年所坦承的那样，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中国融资租赁的演进推动力量，也基本来自于市场。从新世纪之初，工程机械厂商对厂商租赁模式的打造与第三方融资租赁企业对融资租赁“中国化”的成功探索，到次贷危机后融资租赁通道业务的急剧膨胀，再到目前融资租赁资产借助ABS的衍生化倾向，毫无例外地，都来自于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这些动机各异而生机蓬勃的市场力量，并非在同一水平面上交织碰撞，而是分别在自身被规范的不同的“资本信用级别”层面上，依据自身的信用级别“高度”，分层地发力演生，绵延成长，由此所展现的，是一幅立体的形态各异且共处一隅的“垂直生态”系统图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二、金融资本

居于这个系统最顶端的，是代表最高信用等级的金融资本。回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对国有银行体系的“财政注资”行为，我们甚至可以将之视为一种趋近于国家信用的信用级别。但是，目前的形势是，众多银行出资金融租赁公司身后的金融资本存在信用级别分化，可分为上下两层——出资银行分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和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地方商业银行。

以商业行为完成政治任务，并实现规定盈利的要求，一直让中国银行体系，处于某种略带尴尬的两难平衡当中。当政府面对虚拟领域的货币呈现出某种失控趋向后，2007年出于“导虚入实”的意图，发起设立了第一批金融租赁公司。此后，银监会主管的属于上层金融资本级别的金融租赁公司陆续成立，直到2015年前后，处于金融资本下层的地方商业银行发起的金融租赁公司，也加速设立，大量出现（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金融租赁“战国时代”开启的底因锁钥》）。如果从企业管理的视角，可以说，目前以1%的行业公司数量占比，形成40%行业租赁资产规模的金融租赁公司，并无些许新意。所谓金融租赁，从整个银行体系角度来看，只不过是增加一个平台产品而已，只不过，这个新增的融资产品模式，居然可以一方面回避监管，另一方面同步地提高盈利！于是乎，使用旧有银行的营销和风控手段，成立一个控股的独立法人金融租赁企业，套加一个金融租赁合同形式，打破地域经营限制，形成一个全国区域的作业空间后，大量的原有贷款业务，从监管下的银行平台“移植”到了新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平台，这是金融租赁资产近几年快速攀升的最核心原因所在。

在金融资本信用层级上，彼此实力相当的金融租赁公司，围绕少数核心优质大客户和大项目，展开愈加激烈的红海竞争——银行间竞争延续到了金融租赁企业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烈度，随着“新常态”的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以及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淘汰，随着“国有”字号隐性担保下刚性兑付隐性契约的打破，随着地方银行的金融租赁公司不断“入市”，将不断升级。近期，在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频发的大背景下，国有浙江海运集团子公司出现债务违约，数家金融租赁公司牵涉其中，即可视为一个清晰的警示信号。

三、产业资本

在产业资本这个资本信用级别上，可以分为国有产业资本和民营产业资本，上下两个层级。同时，较上层的国有产业资本当中，又可做进一步的区分——意图实现跨体制信用套利的国有产业资本和意图向上融入垄断金融领域的国有产业资本。而在民营产业资本当中，一部分也希望通过金融租赁突入金融领域，但更多的其他民营产业资本，则将融资租赁的现实灵活应用，推高至令人钦佩的境界。

中国的金融领域，一向藩篱严密，外人止步。非金融资本对金融领域的涉入，既表现为早期的担保、小贷等试探性动作，也表现在信托、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方面。但是，真正可以代表金融业务性质的“存款业务”和“负债杠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即使是当下已经有若干“民营银行”设立。融资租赁的出现，为中国产业资本，以一定的“灰度”涉入金融领域，带来了契机。一部分国有产业资本，通过利用自身的体制内信用优势，从银行体系获取资金，进而在融资租赁资产十倍于净权益的底线内，充分利用杠杆对外投放资金，在操作具有实质意义的金融业务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信用等级的变现——跨体制的信用套利。在这类国有产业资本发起的融资租赁公司群体内，一些融资租赁公司利用自身已经掌握的市场资源，获得排他性的垄断收益，而另一些融资租赁公司则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其中翘楚，已然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最新的情况是，原本利用垄断市场资源获利的融资租赁公司，也在积极地寻求转型——形势比人强。

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边界交汇处，处于金融资本层级底端的城市商业银行与处于产业资本层级高端的国有产业资本，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金融资本层级内的低竞争力和产业资本层级内的高企图心，将二者联结在一起。从最新成立的几家金融租赁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动向：城市商业银行控股，大型地方国企参股，甚至，完全由地方国有或民营产业资本联合发起。这里显示的，是地方金融资源同地方市场资源的合作，以及地方产业资本以金融租赁作为切入点，正在强力突入总体封闭金融领域的战略意图。

处于产业资本层级底端的民营产业资本，对融资租赁的“工具化”运用，一向令人侧目，叹为观止。最早期的所谓厂商租赁模式探索，其实质，就是民营产业资本将融资租赁视为，其主业设备销售的“促销工具”。稍后，放大并充分利用融资租赁产品的节税功能，成为中国诸多上市公司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一个动因，在此基础上，从财务管理的角度而言，民营产业资本还为其所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赋予了某种财务公司和筹资工具的功能，换言之，在此动机下，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目的根本不是对外部的资金投放，而是恰恰相反的，向内资金的融入和筹资成本的削减！此外，在积极维系下游大客户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应收管理、将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作为民营资本的“实业-金融”战略实施步骤等，也都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最新的演变情况有二，一是民营产业资本开始将融资租赁嵌入其实体产业的商业模式，形成某种产业端和金融端盈利模式的高度集成，二是民营产业资本已经开始将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作为其搭建由其主导的商业生态系统的重要工具（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中国融资租赁“新第三方”企业群体出现》）。

四、民间投机资本

中国的民间投机资本，是被体制和市场双重压力所排挤的，囿于自身见地胸怀和学识志向，而被迫游走江湖的“浪人”资本。掌控这股资本力量的主体，是应改革惊雷而焕然出离蛰伏的最早期的那一批“企业主”（不是“企业家”）。这一企业主群体，行事坚韧老辣，出手迅疾，寻机而动，百无禁忌，这与其大都出身草根，凭借自身的坚忍、巧谲，以及对各方力量的利益拼接与交易，而斩获“险中富贵”的人生经历大有关联。毫无意外地，当融资租赁企业设立门槛被政府有意降低后，闻声而动的民间投机资本，快速涌入。随后，其中兼具一定体制资源和金融人脉资源的小部分民间投机资本，迅速与金融领域内的职业经理人群体结合，因循中国金融的阶段性大背景，通过创设多种融资租赁“通道”的结构化业务，饕餮食利。但是，这种实质上的中介业务，以形式上的金融业务面目出现，并且毫不理会金融业务风险控制原则的做法，必然是前景凄凉（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有没有“无风险”的融资租赁“通道”业务？》、《反者道之动：中国融资租赁“通道”发展路径的修正》等）。

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系统与外部的对接越发紧密，其内部运行也日趋严谨，导致在中国经济系统中的投机难度和成本日趋高涨（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潮平两岸阔：2016“营改增”对中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经营提示》），由此派生的一个严峻现象，就是大量的“空壳”融资租赁公司的堰塞堆积。所谓的“空壳率”，从60%到85%，说法不一，但这相当一部分的民间投机资本限于“搁浅”的无奈情形，却是铁样事实。在民间投机资本的最底层，是带有恶意欺诈意图的一股资本力量。“E租宝”在“互联网+融资租赁”这个最具创新想象的舞台上，表演了一出古老的庞氏骗局闹剧。这个事件，不但成为中国融资租赁民间投机资本的一个最具负面意义的样本，还因其关联互联网金融而放大了对经济系统的破坏力量，进而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成为中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一个带有转捩点意义的事件。

五、其他资本力量

除去上述各类资本以外，涉足融资租赁领域的还有一些资本力量，其力量虽然尚属弱小，但其又确然存在，故亦成为中国融资租赁“垂直生态”系统中，不可不言及的资本力量：民营金融资本和权力寻租资本。民营金融资本当中，上层为总体业务战略倾向于投行性质或产业投资性质的投资资本，其涉足融资租赁，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出现；中层为民营的综合金融业务运作集团，融资租赁只是其整体金融业务布局的一个组件，融资租赁“资金-资产”转换平台功能对全局金融业务的功能性支撑，被置于首要地位；下层为地域性的草根金融资本，除关涉到一些“通道”业务外，将融资租赁与小贷、担保等地方民间金融力量组合，谋求建立地域内的金融生态系统，是其一个发展趋向。权力寻租资本涉足融资租赁，是一个可以被冠以“存在即合理”的现象，论及此类资本，大家相视一笑，无声胜却有声，亦可也。

六、资本间的竞和关系

从总体而言，由资本信用等级所决定和区分的各类资本“活动领域”，基本是固定的——同类资本在自身所处资本信用等级层面内，展开竞争。但是，跨越资本等级层面的竞和关系依然存在。除了上文已经提及的城商银行金融资本和国有产业资本的融合现象以外，我们可以看到：领军产业资本融资租赁公司正在通过对接国内外的资本市场，而“曲线”进入原本只有金融资本才能染指的目标市场；民营产业资本借助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政策便利，正在试图通过引入海外资金，摆脱对银行体系的依赖，进而向更高的资本信用等级跃进。此外，不同层级金融/融资租赁公司之间，已然形成某种“共生”，甚至“寄生”的关系，这层关系不但可以在某大咖金融租赁公司高管在知名年会上，频频呼吁金融/融资租赁公司间的“合作”表态上，加以体会，更有人总结出了所谓的“经销制”，用以固化部分资金局促的融资租赁公司，以“市场”换“资金”的经营状态，将之上升到某种经营策略的高度。此外，各方对融资租赁资产交易与转让的推动热忱，除了其中中介个人、组织或平台的佣金获利动机，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实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的，以资产流通促进资金流通，以资产转让实现风险交易的合作意图——击鼓传花也罢，特洛伊木马也罢，因技不如人而出现愿打愿挨的结局，也当属公平。

七、格局决定条件变化后的演变前瞻

以上所述的相对静态格局中的动态演变，只可以被看作是过去路径与现在形势的一种暂时性的理性认知——在稍长一些的时间跨度内，情况必然会发生改变。从目前的状况看，可以影响到当前中国融资租赁“垂直生态”系统格局的，重要外部环境进程包括：金融领域内的民营资本投资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构建进展、互联网金融在有效监管下的发展态势，以及实体领域内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等等。一旦这些重大的外部环境条件发生显著的前进性改变，相应地，中国融资租赁目前这种“垂直生态”格局将受到影响——发生隔层溶解与结构坍塌，从一个更多地由历史的人为因素所维系的“多层结构”，实现向更加“扁平”结构的改变。

到那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那些在“垂直生态”系统中，一直蓄力于管理提升，坚定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的金融/融资租赁企业，将破茧而出，华丽升腾。以目前的情况推测，在民营产业资本上层当中出现这类企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在国有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当中，如果真的可以解决好国资管理由“管人管事”向“管资本”的转变，如果真的可以解决好职业经理人的激励问题，那么，我们也应为之抱有同样的热望——尽管，我们还是会很冷静地对自己说，这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