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缓解经济内外失衡

　　记者：我国一直存在消费率低、储蓄率高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经济多年来增长一直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原因之一。在当前我国投资和出口增长下降、经济下滑的形势下，扩大消费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消费、储蓄比例的结构失衡问题？

　　樊纲：近年来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消费率低、储蓄率高，就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是因为居民多储蓄了。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中国总储蓄的结构就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虽然较高，但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而企业储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在讨论内外经济失衡的问题时，很多人往往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是我国的消费下降导致国民储蓄率偏高，于是在政策上建议寻找刺激消费的办法。但是，同美国相比，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近年来剧烈下降，远远高于总体消费率的下降幅度。而2004年我国企业留存收益储蓄占GDP比重高达20%，较美国、法国等国高出10个百分点，与日本差不多。2006年，金融机构存款中的企业存款接近12万亿元，占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强，企业储蓄出现了"超储"现象。企业储蓄率高，如果分红不多，那么企业用自有资金再投资的比例也就高。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银行系统对其贷款较少，因此不得不靠自有资本进行再投资。企业的利润是中小企业再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收入结构来看，居民消费的变化主要通过消费倾向来反映。同1992年相比，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基本是稳定的，变化不大，因此根本不能通过居民储蓄倾向提高、消费下降来解释近几年我国消费占比下降、储蓄占比上升的现象。影响储蓄的因素除了储蓄倾向外，还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近年来消费-储蓄比例大幅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按照我们的测算，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企业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2.8%，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我国总储蓄的比重，使得我国储蓄缺口拉大，造成外部失衡加剧。

　　居民收入占比大幅下降意味着居民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企业利润占比上升意味着企业储蓄的上升。我国居民储蓄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不断下滑，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盈余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上升。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的症结不单是总储蓄率高的问题，而是与储蓄结构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是企业储蓄过高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这也是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说，完整地考察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收入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我们不把政府和相关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以及可支配收入降下来，我国经济中的投资率居高不下和对外经济中的高顺差的局面就不可能根本改观。这就涉及收入分配问题，需要通过财政或者税收的办法，把企业的过高利润转移给居民，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