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

   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增长率下调、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等使得中国经济能否正常增长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目前保增长已列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2008年下半年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始启动，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调低贷款利率等。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际金融动荡的加剧和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加速回调，中国作为经济对外依存度已高达60%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难免受到强烈的冲击，前期已出台的刺激性政策显然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客观地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如何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

    全面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势态

    合理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准确判断经济发展势态。每当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时候，就会有人过度悲观。1998年经济增长率下调到7.8%，当时有人甚至据此认为中国经济走到了大萧条境地，但事实是，2000年经济增长率又回到 8%。面对当前的经济困难，也有人提出经济可能会快速下滑的观点，并强烈要求尽快出台大幅度减税的财政政策。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够准确判断经济发展势态，那么，财税政策的力度和切入点很可能会出现偏差。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始终行驶在快车道上，究其根本，是由我国特定的国情和体制所导致的经济特征在起主导性支撑作用。这种特征目前并未改变，而且还会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托底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消费需求旺盛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因而形成了世界最大的生活资料消费需求市场，当经济增长使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时，发展和享受类的消费品需求自然也在膨胀，这集中体现在实物消费量的快速增长上。从国际对比角度看，虽然中国的人均指标低于发达国家，但总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的。中国手机保有量达5亿部、互联网上网人数世界第一、私家机动车保有量（含摩托车）世界第一、电视机保有量达4亿多台、电冰箱达3亿台。中国公众通信产品和家用电器的消费历史比西方国家少十年，但短期内总量又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农产品消费需求弹性相对较小，消费量主要受制于人口数量和收入增长，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工业品消费品投资（如通信产品、汽车、家电）大量涌入中国并保持不断增长，也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的消费市场有产品吸容能力，否则，逐利导向的资本是不可能来到中国的。

    投资需求旺盛

    改革进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持久不衰。对此，政府采取了几轮调控，但膨胀趋势从未改变。极为有趣的是，每当政府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压下来的时候，不过两年时间，政府又会担心经济增长下滑，主动出手再把固定资产投资挑起来。 1998年的宏观调控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然而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投资总是可以膨胀？从供求关系角度看，如果没有投资需求，没有投资所形成的产能最终被市场消化，那么，投资膨胀根本不可能持续下去。2000年时固定资产投资为32917亿元，7年后增加到10万亿元，膨胀如此之快令人惊讶。这其中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中国有着特定的投资需求潜力。

    我国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活消费需求反推投资膨胀。本轮投资膨胀的突出点是房地产投资扩张迅猛。2007年房地产投资达2.527万亿元，比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多出近1000亿元，在住房商品化的推动下，房地产投资扩张主要是需求拉动，尽管房屋销售退潮，今年房地产投资还在增长。几年来消费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高不下，有些行业2007年仍高达30%以上，如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家具制造、文体用品等。二是城镇化推进促成投资膨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已近6亿。这直接扩张了城镇公用事业投资需求，涉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道路建设等行业。三是公共产品投资需求膨胀。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中国目前已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公共产品享用城乡差距较大的中国来说，这直接促成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环保设施以及公共文化设施等投资的快速增长。根据有关部门的粗略计算，新农村建设需要上万亿元的投资。此外，为弥补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外部性损失，中国大江大河和区域性河流的治理所需投资也不少于万亿元。同时，汶川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又引致出了近万亿元的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