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会不会死？

　　国际商报：我们的采访发现，中小企业描述现在的情况要比金融危机期间更糟，尤其是缺钱，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史炜：中小企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缺乏资金保障，这是我国中小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中小企业缺资金，一方面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收紧银根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中小企业自身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期。优胜劣汰，不适合产业发展，产品和管理落后的小企业首先就表现在生存环境的恶化。其中，资金不足是首要表现。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主要是对零售业务贷款，以保证其购销资金，零售性的贷款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现在很多媒体将中小企业因结构调整引发的“劣汰”报道成生产性资金不足，是片面的。目前确实存在企业拿到订单后没有钱生产，但这不是信贷问题，而是发展规模快于资本供应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今天有，2008年以前就已经存在，所以今天浙闽粤地区中小企业出现的问题是老问题了。

　　事实上，今年国家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量增加了23%，按理说是不应该出现贷款难的，但为什么出现了呢？就是因为中小企业的数量增长速度远远大于信贷增速，因而僧多粥少。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其实不是由国家的货币紧缩政策引起的，因为很多企业过去就是土生土长，没有得到过政府财政支持。

　　不可否认，由于人民币升值、信贷紧缩等因素倒闭的企业确实存在，但是数量极少。这些企业倒闭的原因是由于产销不对路、技术等级落后、前期投资过剩，或者前期用在投机领域的钱过多。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从当年的8.24比1降到现在6.48，从表面看，中小外贸企业的利润为10%，如果按照汇率降速来算的话，这些企业早就应该全倒闭了，但是实际上没倒闭，这是与企业的调整与转型密切相关的。

　　即使没有此轮的紧缩性政策，浙江的中小企业也会出问题，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落后。在沿海的几个省份中，浙江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转型是最晚的。珠三角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把高能耗的、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周边地区迁，像深圳、惠州、江门、顺德、中山这种核心地带基本上只剩下以电子工业、半导体、软件外包、通讯产品的配套、原子器件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这个转型在5、6年前就已经完成。

　　国际商报：提早转型升级对珠三角的企业来说有什么好处？

　　史炜：你会发现，珠三角的企业资产上亿元的很少，大部分是五六千万元，论规模比浙江的企业小得多，但利润率却远远高于后者。因为与浙江企业相比，珠三角的产业渠道虽然也是出口，但不是像前者那样直接出口产品，其中有大部分是为华为、中兴及其他在深圳的特大型企业做配套，通过这些大企业，每年能达到上百亿美元的出口额。所以，珠三角整个产业链和技术链是非常完整和清晰的，城市污染也很低，附加值非常高。

　　珠三角还有一个“反弹琵琶”现象，即原来珠三角的出口对象是港澳台地区，但靠市场的自组织和优势聚集作用，现在港澳台反倒是依附于深圳而发展的，深圳自然成为珠三角的磁力中心了。从经济角度讲，广州、香港、澳门是深圳的核心产业圈，这种变化是市场演进的力量，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营经济推进的。

　　国际商报：浙江民营企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史炜：家族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性因素，这一模式已经成为鸡肋。

　　浙江企业起步阶段的经营方式多不正规，从成立集贸中心、建立商贸批发集散地，然后利用原始积累的资金开始建立前店后厂的加工厂，之后又建立中小型企业，通过外向型经济做成中型甚至是大型企业。在金融危机、汇率、配额和反倾销的牵制下又出现利润急剧下降的问题。于是，在传统制造业利润萎缩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进入资本市场炒房炒煤，而当这些投资行为都失败以后，现在浙江经济就开始关注转型和创新。但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并没有解决家族经济的弊端。

　　家族经济的弊端表现为“四个排斥”：第一，对外部技术和人才的排斥；第二，对外部资产进入的排斥；第三，对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融合的排斥；第四，对先进管理方式的排斥。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到今天为止，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特大型的央企在中国各省落户，但在浙江一家没有；中国特大高科技型民企也只有阿里巴巴一家在浙江落户；新技术型的企业除了日落西山的UT斯达康以外，在浙江也是一家没有。所以，这个问题不突破的话，浙江在沿海的排位会越来越靠后。

　　国际商报：那么在您看来，在各项成本急剧上升的背景下，浙江中小企业到底会不会死？

　　史炜：事实上我们发现，宁波、温州、台州、义乌、绍兴等区域，中小企业死亡的速度和诞生的速度是一样的。表面上看一些中小企业倒闭了，为什么倒闭了？我得到的数据是10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90%的企业前段时间都参与房地产了，现在是90%的小企业都做私募了。但是现在来看，大部分都失败了。为什么呢？他们对资本市场的工具非常不熟悉，对金融衍生品不熟悉，对做私募的基本素质和要求不熟悉，对未来怎么样的产业能够走向IPO不熟悉。他们只认一个道理：我有钱，我做私募就为了上市赚钱，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现在浙江企业也开始反思了，他们也开始将制造业部分转移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比如温州纺织业90%已经外迁了，这个就说明一个重要问题：温州的企业在转型上是厚积薄发的，这是令我非常吃惊的。因为此前我对浙江企业的定义是家族式企业的穷途末路和发展方式的黔驴技穷，但是到了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去年年末到现在，他们采取了全新的转型升级模式，把劳动密集型、高耗能企业转移到内地，把内地作为生产基地。

　　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心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一个企业倒下了，不会向政府要钱、诉苦，他会重新再做一条产业，这是内地一些省份的企业不具备的。所以，国家一定要相信浙江中小企业的再生能力。政府不要去当“救火队”，越救火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