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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保护主义的回归、日益恶化的通过增加进口关税和采用其它阻止进口的新方法、关税体系演变为所有类型的涉外商业交易(甚至旅游、就诊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学校就学)都需要当局特别许可的体系—-所有这些都不是对外贸易理论变化的结果。保护的倡导者的反驳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的论述的垂死挣扎惨遭失败。他们能够表明的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人口中的一些群体能够从保护中获取暂时利益。但是经济学家们从未否认这一点。经济学家们说的是:
1. 如果给予生产的一个或者几个分支保护,那些受保护群体获得的利益是以其它国民的损失为代价的。
2. 如果给予国内生产的所有分支(德语称“lückenloser Schutz der nationalen Arbeit”)同样程度的保护,那么没有人能够得到任何利益。一个人作为生产者得到的收益又作为消费者损失掉了。不仅如此,生产偏离了物理产出最高的线路这个事实损害了每一个人;人们在不那么好的生产条件下生产而一些更好的生产条件闲置不用,这个事实损害了所有国家和个人。
3. 通过进口限制“改善”贸易收支是徒劳的。除了资本转移(外国投资和外国借贷以及由此产生的支付)和馈赠之外,出售给外国人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正好等于买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4. 对外贸易带来的好处完全在于进口。出口不过是对进口的偿付。如果有可能只进口不出口,进口国不会遭受损失,而是享有繁荣。
人们一再断言,李嘉图时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结论在目前条件下已经不成立了。然而,这也是个错误。
李嘉图假定不存在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存在商品的流动。(如果商品也没有流动,那么每个国家都完全闭关自守,也就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问题。)李嘉图假定的状况在19世纪发生了变化。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移民到条件更优越工资更高的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今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事态又在与李嘉图时代大体一样了。移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国际资本市场瓦解了。资本家避免对外投资,因为歧视性税收、剥夺和没收、外汇管制和赖债使得这些投资风险太高。那些资本家本可考虑对外投资的国家的政府常常禁止资本出口,因为它们认为它有损于最有影响的国内压力集团——劳工和农业人口——的利益。
在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完全流动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物质条件有均等化的趋势。世界上那些自然条件更有利于生产的地方比那些自然条件不那么好的地方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一些地方人口密集,另一些地方人口稀少。移民和资本流动的自由会消除人口相对密集和人口相对稀少的差异。两者的工资水平和利率同时还有生活水平都会趋同。
在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地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口相对密集,另一些相对稀少。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有显著的差异。对资本流动性施加的限制强化了这个后果。
李嘉图表明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自由贸易的结果。他的比较成本定律从未被否证。即便所有其它国家都实行保护,一个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也最有利于它自身的利益。
IV 大企业和保护
对于自封的“进步分子”来说,大企业是一切邪恶的替罪羊。他们说,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自私的阶级利益把国家推向超级保护主义。现代国家主义不过是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伪装而已。
然而,大企业并不害怕外国竞争。美国汽车制造者和德国电器公司并不害怕人和外国竞争者在它们的国内市场上超越它们。[3] 它们也不要求它们希望出口的国家的保护关税,其实它们的利益被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严重侵害。如果它们不打算丢弃这些市场,它们就被迫在被保护的国家建立附属工厂并且以较高成本生产。它们不能向消费者提供在有最优势机会的地方的大规模工厂里生产的商品,而是被迫在不那么合适的地方的较小的工厂里生产大量产品。要是没有保护主义,福特先生永远不会在加拿大、法国、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生产汽车。今天的大企业的特征是它们在许多国家有附属公司。它们对于附属企业的生产的连续性没有兴趣。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它们会把全部生产集中到那些成本最低的工厂中。
如果大企业从保护中获益,那么在这个激烈反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不会有保护。难以否认,过去几十年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总体趋势是尽可能祸害大企业。
当前的工商业结构和单个大企业的地点和规模都被调整得适合于保护主义造成的状态。转向自由贸易会引起格局大变动,因为许多工厂目前位于生产成本极高的地方,一旦放开保护,无法与在具备更有利的机会的地方经营的工场竞争。因此,许多企业的既得利益是与自由贸易抵触的。但是这不是保护的起因,而是它的后果。要是根本没有保护,资本家原本不会把资金投在只有在保护下才有可能获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