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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基础管理薄弱一直以来是制约国有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基础管理良好的金融机构,受到冲击也相对就要小一些。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现状,目前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黄志凌:当务之急是抓基础制度、基础流程、基础数据、基础工具的建设,确保风险偏好的准确传导和有效落实。一是对基础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各项业务都要做到制度先行,同时针对薄弱环节加快配套完善。二是在基础流程方面,根据客户需求和业务逻辑进行合理优化,将风险管理有机嵌入流程之中,提高流程效率和风险管控效果;同时对业务系统进行整合,统一全行生产系统、管理系统基础平台,分离前中后台作业,提升业务流程的集约化和工厂化处理能力。三是在基础数据方面,规范数据标准,建立全行统一的基础数据库,做好业务数据积累;同时大力研发数据分析挖掘等技术工具,为产品营销、风险管控、经营决策、客户关系管理等工作提供支持。四是在基础工具方面,要尽快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风险管理工具库。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按照银监会的指引积极推进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照新协议的要求,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内部评级法(IRB)等先进技术和模型的研发,更多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在基础管理方面进行“补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施巴塞尔协议不仅是监管合规的要求,更是银行提升基础管理的内在需要。
如何抓好内控这个系统工程
记者:除了以上您谈到的风险管理以外,内部控制应是个系统工程,根据国际著名的COSO委员会提出内控框架,它涵盖了从公司治理到业务运行的各个层面。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需着力抓的工作有哪些?
黄志凌:完善公司治理,增强董事会对银行的整体掌控力是关键。为进一步强化董事会在银行内控中的核心职能,建议增加执行董事的比例,适当增加具备突出专业技能的独立董事。
部门之间形成有效制衡和有机协调的关系很必要。治本之计还是在于实行“流程银行”再造。
在流程中实现不相容岗位分离不可少。当前防控案件和操作风险管理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流程岗位职责梳理和不相容岗位分离上面,针对每项业务特点梳理出不相容职责岗位清单,找出关键风险控制点,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同时,操作风险重点要抓两头——高频低损和低频高损。通过操作风险自我评估、建立关键操作风险指标体系(KRI),开展关键风险点排查,以及业务持续性管理等健全操作风险治理的长效机制。
另外,要提高“机控”能力。一方面是尽可能将一些无须人工干预的管理标准、参数等嵌入到业务IT系统中,形成系统刚性约束;另一方面,针对海量的标准化业务处理,开发监测、稽核、对账等IT系统,增强对重点业务、重点环节、重点时段的操作风险的实时监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