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潇枫 | 和合主义：“广义安全论”的建构与可能

“冷战”结束以来，高于国家层次和低于国家层次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并形成对“人的安全”全方位、多层面、长时段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相互缠绕交织的复杂形势；特别是面对种种不同形式涌现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各国从理念、法律、体制、队伍到条件都出现了严重不适应，以至呈现出理论、决策、实施等方面能力的不足。由于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已成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性焦虑”与各国发展方略制定的“本体论依据”，2017年，欧洲出版了两本书：《欧洲的怪死：移民、认同与穆斯林》《欧洲的终结》，均从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角度探讨欧盟是否能度过难关；中国也有学者预言，未来十年主要的挑战是非传统安全。在这一背景下，防范、应对、化解非传统安全挑战给人类带来的“灰犀牛”危机，就需要根据非传统安全的性质与特征，建构“广义安全论”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范式。这既有助于在本体论、方法论上明确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在治理方略和策略上明确其核心价值取向与转换思维模式。

“全球化”这一新模式促进了各国各种要素的开放、流通与共享，交通便利、经济互通、资源交换、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社会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它也带来了许多仅靠一国难以应对的跨国性安全威胁，如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使得全球“因病相连”，经济金融安全危机使得“一国生病，多国吃药”，气候变暖与生态危机使得人类面临严峻的“代际不安全”风险；而主要由传统安全转化而来的难民危机，更使得欧洲为主的许多国家进退两难。同时，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相互交织，传统应对安全危机的方式十分乏力。如何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成为近些年各国决策者与学者考虑的战略性重大课题。

在人们以往的视域里，国家“安全”的层面主要是指狭义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领域，而如今则扩展到了广义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领域，“国门安全”越来越多地被跨越国门的非传统的“场域安全”所取代。对于人类个体来说，安全也从“传统”扩展到“非传统”，即追求没有战争的和平远远不够，和平不等于安全的全部；追求经济的发展远远不够，发展也不等于安全，甚至许多不安全恰恰是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它意味着，传统的安全行为体、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维护范围、安全维护方式已出现重大“扩展”，传统的安全维护立足点、安全治理侧重点已出现重要“转化”。这就对安全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治理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挑战。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提出的“人的安全”概念是“安全”从狭义拓展到广义的重要标志的话（因为，“人的安全”内含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政治安全七大方面），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概念则是“国家安全”从狭义走向广义的重要标志（因为，“总体国家安全”包括有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十一个方面）。与此相应，以往的与边防相关的“边境安全”，扩展到了与边境相关联的边疆安全与跨境的区域安全；以往的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海关等部门相关的“国门安全”，扩展到了需要内伸、外延、中转、互联、应急、反恐的多维度的“场域安全”；甚至以往难以相互关联的事件，可能会通过互联网的传导成为“网络安全”危机。所以，“广义安全”正在成为国际社会与各国领导人的新共识。

“广义安全”的共识，使得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者都需要主动跳出单一、线性、局部的立场，而从复合、非线性、整体的“场域安全”立场来看待当今的安全，即“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条件、能力与愿景；安全不仅是一种事件，还是一种趋势、互动与建构；安全不仅是一种情势，还是一种关系、结构与话语”。

由于“安全”概念已从“传统”扩展到“非传统”，那些传统的关于安全的理论范式，相对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往往难以适用。例如，非传统安全威胁所表现出的跨国性、复合性，对于“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的现实主义构成挑战；事实上，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国家之间需要拆篱笆而协同应对。又如，面对气候变暖导致地球生态恶化，国家之间需要摒弃“零和博弈”而携手共治。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延展性、连带性，也挑战“有好制度才有好邻居”的自由主义。英国脱离欧盟、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等“逆全球化”新动向，都是对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的现实讽刺。如果说传统安全困境是“零和博弈”式的“军备性安全困境”，那么，非传统安全困境则是“非零和博弈”式“资源性安全困境”。这使得传统安全的理论范式已与时代严重脱节，需要建构新的理论范式来描述、解释、规范、预构现实，为人类走出非传统安全困境提供理论支持。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在研究人的历史与人的解放时发现，人是类的存在物，人具有“类”性，人从自在、自发到自主、自为，再到自由、自觉，是人的类性的不断递进的过程。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动物链中分化出来，摆脱了以往的“种群”的规定性，呈现出了人类社会独有的“类群”的规定性。如果说“种”的本质是先天的、复制的、直接传承的，那么“类”的本质是后天的、再创的、不断生成的。因而，人体现类性的生存是一种“类生存”，人的价值是一种“类价值”，人的安全是一种“类安全”。

从“类安全”这一广义的安全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可以发现人类安全在共时态、历时态中的总体特征和演化特征。从共时态来看，人类作为具有“类群”规定性的类存在物，是“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再从历时态来看，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恰恰是“类安全”不断生成、演化的现实表达。尽管人类在自身发展中出现了无数次局部冲突、战争乃至世界大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一步步从部落、部落联盟，到国家、国家联盟、超国家共同体且正走向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共时态特征与“共同体演进”的历时态特征表明，冲突只有相对的意义而非人类的总体本质，“类群和合”才是人类的总体本质。

以“类安全”为本体论立场，根据人类冲突与合作的类群发展历程，可以画出一条沿着“冲突与合作”或具体展开为“战争─竞争─竞合─和合”的回落与上升的“安全抛物线”（见图一）。这一安全抛物线，表明了人类以“类群和合”为必然本质的历史走向，从而为“广义安全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抛物线可以分为两段，“下抛物线”（左下边的上升部分）是冲突为主阶段，其中又在总体上分为“战争”与“竞争”两个阶段；“上抛物线”（右上边上升部分）是合作为主阶段，其中又在总体上分为“竞合”与“和合”两个阶段。在和合之前的“竞合”，是既竞争又合作，是和合的基础性阶段或初级阶段。

人类在初级阶段，主要的交往方式是群体内的和合与群体间的冲突，冲突分为极端形式的战争与非极端形式的竞争。人类经历了两万多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的顶峰。尽管人们还面临着可能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核武为标志的人类自我毁灭性的战争），但人类总体上在“战争─竞争─竞合─和合”的安全抛物线上不断地往和合的方向发展。这一上升趋势可由人类社会的几次重大变故得以证明：一是苏联解体是“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的一种非战争结束；二是欧盟的努力已经使入盟国家间消解了“边境困境”、蒸发了“边疆问题”，所以欧盟内的国家间战争将无从谈起；三是东盟经过五十年的努力，使得曾经是“战乱与贫困交织”的亚洲进入了一个以“协商式安全”为特征的和平与发展为主流趋势的良好时期。

“安全抛物线”表明的是人类安全发展的总体趋向。相对于某一地区或国家，其安全抛物线的样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战争─竞争─竞合─和合”之间不排除有交叉重迭以及反向升降等。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与国家间，往往有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循环，还有如战争与竞争的循环、竞争与竞合的循环、竞合与和合的循环等；但是，这并不影响人类社会的“类安全”总体趋和以及不断整合为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走向，人类的“广义安全”是随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且从冲突走向和合的。

“类群─和合”特性与“广义安全抛物线模型”是“和合主义”的重要前提性假定。人类社会“类安全”不断从“冲突”走向更大范围“和合”的趋向，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必然趋向与行为体应然趋向的复合，而且更是一种行为体间的共同建构的“适然趋向”的升级。“适然”是对“必然”与“应然”的再复合，是非客观非主观且又整合客观与主观的“广义安全”的本质特性。和合主义便是这种“广义安全论”的理论表达。

“广义安全”视角下的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场域安全”意义上的“类安全”，它既包含个体安全，也包含集体安全与人类安全；既包含国家安全，也包含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全球安全。“广义安全”是对“安全”在三个维度上扩展的结果：一是在指涉对象维度上的不断深化，使“国家安全”作为唯一的基本单元或中心被超越；二是在领域设定维度上的不断拓展，使低政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进入了国家安全的议题之中；三是在价值整合维度上的不断融合，使“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正义”“安全与自由”“安全与解放”越来越成为安全理论研究的复合性议题。和合主义作为非传统安全理论范式，为“广义安全论”确定了价值取向。

“和合主义”理论范式的确立是“广义安全论”确立的前提。和合主义要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就离不开对安全研究作本体论、方法论的思考与转换，特别是离不开对“安全”作为一种特定话语方式的理论建构。从研究“和平”演化而来的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对“话语分析”与“话语安全”理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话语分析”使安全被置于了互文性的结构性解读的语境中，而“话语安全”是完全不同于“客观安全”“主观安全”的重要范畴。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观看来，“安全”不是一个像“威胁”可以被评估的“客观概念”，而是一个如“主体”可以被建构的“安全实践”。行为体安全与否或是否面临威胁，不是自在“客观的”，而是由安全话语“建构的”，甚至“威胁”本身也是一种特定的话语。客观性的、物质性的事物总是通过人们对它的认识与解释被以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的。这话语不是“客观的”而是“建构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与客观相关联的。因此，把某事物置于会带来严重危害的紧迫性之中，该事物就被建构成了“威胁”；把某国家置于与危害相关联的特定“身份”之中，该国家就面临了“威胁”。

可见，话语安全分析对“和合主义”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实主义认为“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于是物质性的篱笆与防篱笆被入侵的军备成为要务。自由主义认为“有好通道才有好邻居”，于是以相互依赖为前提的国际制度成为要务。建构主义认为“有好规范才有好邻居”，于是物质性的篱笆与防篱笆被入侵的军备都不重要，而国家间认同的一致性成为要务。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念不同的是，和合主义认为“有好关系才有好邻居”，这里“关系”强调的不是行为体本身，而是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因而，在“和合主义”视域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国家之间不仅可以通过制度、规范、认同来取代“篱笆”，而且还要通过“共建”“共创”“共享”来达成“亲、诚、惠、容”，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和谐世界”。

“和合主义”的思想源自《周易》，形成和发展源自中国人的历史实践。和合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合”，源于《周易》的“保合太和”理念。《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是强调“和合”的永恒并追求永恒的“和合”。与此相应，中国古代先哲以“整体论”的本体论立场“观世界”，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下无外”“天道人性”的总体存在观；又以“阴阳”“中庸”“和谐”的方法论视角建构“天下大同”“万国咸宁”“太安康平”的现实路径。中国有最早的“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会盟”制度，有最早的“文明融合”意义上的“封贡”体系，有独特的“要素整合”意义上的“文字”模式，还有贯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思想的“中医”系统。如果说“和合”“中庸”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最经典的概括与表达，那么“和合主义”则是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最核心的价值内核。

和合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有“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场域安全”“安全镶嵌”“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非传统安全外交”“选择性安全化”“多元多边与多元双边合作”等。以“优态共存”为例，它为和合主义提供“适然安全”的理论内涵。何种状态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安全状态？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对“安全”的基本共识是：“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主体间没有冲突。”当然，这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因为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抑或是主体间，没有威胁、恐惧、冲突只是相对的。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无限地放大，客观威胁也就无法限定，主观恐惧就无法终止，况且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本质，“主体间没有冲突”也就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没有绝对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相对安全”不能达到或没有意义，甚至一种“相对的‘绝对’安全”才是人类社会的适然性安全境界。

寻求“适然性安全境界”是建构“广义安全论”的目的所在，也是和合主义的价值依据所在。为此，这里给出一个广义“安全”的定义：“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广义的“行为体”，是指世间一切对安全产生影响的施动者，包括自然的行为体与人的行为体两大类。人类社会自身的行为体包括个体、群体、国家、国际组织等。“优态”是与“危态”相对立的范畴。“危态”指危机状态，即冲突、对抗、互伤互害为特征的不安全状态；而“优态”是指危机消解状态或危机可控状态，广义上“优态”是一种以和平、合作、互惠互利为特征的安全状态。“共存”则是对“共时态”的共生、共有、共创、共享特征的认可与践行。“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作为广义的安全界定，表达的正是一种典型的“和合”状态的适然追求。“和合”比“和平”“和解”的层次要高：“和平”只是没有战争，“和解”只是没有冲突，“和合”则是在没有战争和没有冲突之上的多样、各方、全面的合作。这种和合不是无视或否论冲突与战争，而是适然地来建构超越冲突与战争的安全世界。以“优态共存”来界定广义安全或非传统安全，“安全的可能性边界就拓展到了安全建设的双方甚至是多方，安全就有了某种绝对的意义，进而标示出了安全所要达到的更广泛深远的价值目标”。

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包容价值内涵的中国式的“世界主义”，“和合主义”是一种在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研究中的中国话语、中国范式、中国实践的理论探求。它与西方的国际关系和非传统安全理论范式相比较，有着以下三方面特点。

其一，在“广义安全论”的视域中，用“和合主义”观照非传统安全理论的研究，意味着研究安全的“问题域”“认识论”“变量结构”“实现路径”等将实现历史性的重大转换。也就是说，“问题域”从高政治转向了“低政治”，或把“低政治”问题安全化为“高政治”；“认识论”从强调客观的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与强调主观的理念主义、历史主义、先验主义转向了强调对文化话语作互文性解读的“适然主义”；“变量结构”从描述性和解释性状态转向分析性与规范性状态；“实现途径”从“客观威胁”与“主观恐惧”的被动消解转向了“主体间和合”的主动寻求与“适然安全”“共享安全”“镶嵌安全”的优先确立。

其二，“和合主义”在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转向为“人类”“社会”“性别”，“安全研究领域”从军事与政治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社会与环境，“安全实现路径”从权力、利益的绝对获得转向规范、制度的相对约定，“安全与主权关系”从重视绝对主权转向重视相对主权与责任主权，“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从安全与发展相分离转向安全与发展相融合的可持续安全观；由此，形成了建构主义的“安全互构说”，女性主义的“性别安全说”，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与“认同安全说”，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的“非西方安全说”，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安全说”，以批判安全研究的“人的安全理论”与“解放安全说”。但是，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缺陷也十分明显：一是在本体论上总是还原为“原子主义”，重视行为体的“单位”性而轻视由“单位”建构起来的体系的“关系”性；二是在方法论上总是陷入“二元对立”，难以超越行为体冲突消解过程中的非此即彼模式；三是在价值论上总是跳不出“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把不符合西方价值标准的国家视为“破碎国家”“独裁国家”“无赖国家”等，致使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某些大国总是跳不出“冷战”的思维局限，面对国家间的“异质性”的冲突找不到良策，个别西方大国甚至迎合民粹主义的思潮，积极为“逆全球化”推波助澜。

其三，和合主义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与践行的体现中国话语的理论范式。从中国提出“和平发展”方针，构划“和谐世界”建设，到开创“结伴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再到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和合主义”这一“中国范式”在当下的全球运用。可以说，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面临诸多的安全困境，周边“噪音”此起彼伏，远处大国阳奉阴违，安全形势大有“四面疾风”“八面来敌”之境况。但中国政府“求和”“维和”“促和”的立场毫不动摇，“结伴”“合作”“共享”的路越走越宽。中国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甚至欢迎其他国家来“搭”中国发展的“快车”，号召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通过建立国家之间各类型的“结伴”关系，拓展区域之间以新的国际组织为纽带的“合作”关系，逐步实现了以“和合”为目标的“安全结构镶嵌”“安全制度镶嵌”和“安全文化镶嵌”，使得以“国际安全为依托”的环境大大改善，使得以“和合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广义安全论”在现实中成为可能。

中国在国家层次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安全从狭义转向广义的重要安全实践；在国际层次上提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是当今人类试图超越“零和博弈”的更大范围实现“广义安全”的努力。这些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寻求与践行着安全的某种‘共建’与‘共享’”。尤其是中国提出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从更广义的角度来探索人类的发展与安全之路；而强调“类安全”是各国所有共同维护的首要，揭示“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这里提出“广义安全论”，并不排斥特定语境下的“狭义安全”。“广义安全论”的建构只是试图凸显“和合主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和合主义”超越了传统安全的主体、议题、范围与路径，不仅把安全与发展关联起来了，还把“安全与正义”“安全与自由”“安全与解放”关联起来。以“安全与发展”关系为例，安全与发展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但在广义论的视角下，安全才是发展的前提、目的与实质。再以“安全与正义”的关系为例，和合主义不是“和稀泥”，而是随时需要有强大正义的力量来面对不正义的邪恶，或者随时需要有维护正义的勇气来和解非正义的冲突。

总体而言，和合主义体现的是“广义安全论”的核心价值，确立的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范式。如果说安全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的挑战“在于需找到一个‘安全’的替代性概念，并足够灵活以解构僵化的‘国家安全’概念，允许那些与国家不相关的主体进入人们的视线，并确定一种区分模式以避免陷入单纯的敌友划分或全球无冲突的理想化陷阱”，那么，“和合主义”体系的探索与“广义安全论”的建构则要为安全研究重新设定本体论与方法论基础。它以“场域安全”为视界，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理论得以创新，关注和消解全球治理中的冲突与危机，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宏愿，推进安全结构、安全制度、安全文化相互镶嵌的安全格局，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参与世界、导引世界的安全治理之路。■

本文刊载于《南国学术》2018年01期，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