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中国改革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两次“产权改革”

文/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不同人分工合作的产物，这种分工合作的过程或机制也被称为“市场”。正是在市场中，不同人的才能实现交相为用，每个人都从他或许并不认识的人那里受益，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某个人或机构安排的情况下发生的。

市场的“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正如经济学家米塞斯所说，“竞争是合作的方法”，“市场竞争”与“市场合作”本质上是同义的，那么怎么理解竞争呢？哈耶克早就指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科兹纳发展了哈耶克的这一思想。竞争的主角是企业家，他们对利润的追求驱动了市场过程。然而，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无论是完全竞争理论，还是垄断竞争理论，都是建立在信息给定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计算“均衡状态”下的最优，没有企业家，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回避了竞争问题，无益于帮助我们认识合作秩序。

经济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合作”角度认识市场的，另一类是从“最大化”角度认识市场的，前者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后者以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为代表。如果我们意识到市场是“合作秩序”概念，那就会发现着眼于总量目标或整体目标的方法不适合考察市场。市场是没有目标的，人们的经济活动也不是冲着那些整体性目标去的。个体只是追求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重要的经济问题是使个体追求他自己的目标成为有助于他人实现他们自己目标的手段，也就是不同的个体目标能够相互促进。对此，经济学最伟大的发现或许就是指出，这种相互促进的机制是“自发”的，并不需要外力的推动。

“价格”是产生合作秩序的基础。取消价格，也就取消了合作秩序。需要指出的是，价格不是“神奇的”供求关系的产物，而是人们交换活动的产物。市场过程中产生的价格不仅体现消费者对商品的喜好，也体现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判断等信息。价格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凝结成容易传递的数据，内嵌在其中，这正是价格的奇妙之处。

另外，价格也是企业家经济计算的基础，企业家根据他对未来价格的判断计算某个项目有没有利润，值不值得投资。这一切都意味着价格信号不能被人为地扭曲，否则，企业家的决策就会普遍犯错，进而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甚至会发生经济危机。

合作秩序的另外一个重要基础是“产权”。假如个体没有财产权，或者说不能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也就不会有价格。经济学上，“产权”的含义是对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限定，这种限定又是由“规则”决定的。

那么，规则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哈耶克强调，要区分人为制定的规则和演化产生的规则。由于人的理性有限，人不可能把那些有助于人类福利增进的规则设计出来，所谓的“立法”只是去发现那些在无数人的互动中产生的良好规则。如果一个社会压制个体的行动，强制个体服从人为制定的规则，那么就不会有良好的规则“演化”出来，这样的社会将陷于停滞状态。可见，服务于合作秩序的规则是那种为个体的自由行动留下很大空间的规则。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惊人成绩也可以用“合作秩序”来解释。上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两次“产权改革”。

前者使农民拥有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还为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工业化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后者减轻了财政负担，同是也使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中流出，进入到高效的市场部门，从而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通过这两次产权改革，推动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激发了个体的创造力，为中国经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产品、服务和要素融入全球市场，市场扩大范围的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分工合作，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如前所述，市场的合作秩序具有自发性，个体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不减少他人的利益，个体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仅不冲突，而且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假如政府采取诸如价格管制、高税收、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和通货膨胀等手段，那么就会破坏合作秩序，从而减少公众的福利。政府所要做的是维护使合作秩序得以可能的规则，惩罚破坏合作秩序的违法行为。

这也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反复告诫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