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中国经济处于重大转折点 外需5至7年难翻身

　　无论是汇丰8月份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还是国家统计公布的PMI，都让人对中国经济不由担心。汇丰PMI由上月的49.3降至47.6，显示中国制造业运行连续第10个月按月放缓，也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最低值。而国内PMI为49.2，这是该指数自2011年11月以来，再度跌破50的盛衰分界线。PMI数据恶化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至今没有找到增长之动力。因此，对许多市场分析人士来说，当前又是政府政策出台的节点。不过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经济政策变动的概率不会太高。重大政策出台估计是十八大后，新一届的中央政府上任之后的事情。

　　去房地产化及时必须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政治周期性，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每一任新领导人对现实经济的把握与定位、专业水平、个人阅历及认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因此每届中央政府的行政风格，和处理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都颇有差别，以至中国的经济政策存在很大变数。新旧中央政府交接期间，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静制动，为新任政府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调整和改革的空间。

　　目前正处于经济政策稳定期，宜应对以往的经济政策做全面、认真的总结和反思。既要看到以往经济政策的成绩，更要看到那些值得认真思考的方面。必须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清晰、准确的阶段性认识，总结出当前整体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因素。通过和纵向、横向比较，才能推论出过去两年经济增长态势可否持续。

　　2009至2011年是以信贷快速扩张来拉动的、基建和房地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因此当前去房地产化政策，导致经济增长下行是一种必然。去房地产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国内产业结构出现良性重大调整，负面效应是基建业出现颇大的产能过剩。如果从这角度来思考，那么当前的经济增长下行，只是短期的困难，却为中长期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基建业为主导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已经成为中央决策层的基本共识，只不过对于如何去房地产化的方式上还有些分歧。从横向比较，放眼国际视野，中国显然仍然是一个有潜在快速增长空间的国家。通过渐进性地摸索试验，很快会出现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政策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当前的经济问题是政策问题还是经济本身的问题？是短期的经济问题，还是长期的经济问题？短期政策调整会产生什么效果？值得深思的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推出一系列重塑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基本起不了太大作用。从未来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上来看，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方方面面。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既有国内去房地产化所导致的结果，也有外需快速萎缩的原因。欧美金融危机，对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也造成巨大冲击。外需快速萎缩是近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2012年上半年整个国内GDP增长下降到了7.8%，其主要原因是以出口为导向的4个省市经济快速下行所导致。如广东、浙江、上海及北京经济增长下行到8%以下。这几个省市的经济增长下行过大，很大原因就在于外需疲弱、出口快速下降，当然也与房地产泡沫一定程度的挤出有关。如果说，外需在短时间内(至少要5至7年)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中国当然无法通过短期政策的变化来刺激出口增加外需。

　　未来发展关键在内需

　　扩大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就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中国的内需与美国相比差得太远。美国3亿多人口，年消费达到11万亿美元；而中国14亿人口只有4万亿美元。中国人均消费不足美国1/15。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内需增加到美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中国GDP总量将上升80万亿元以上，潜力巨大。中国经济不仅居民消费力低，还存在严重三大不平衡；城乡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对于欧美疲弱的需求来说，中国潜在的消费需求是巨大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出来。

　　而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力，并非可用短期的经济政策来激发出来，只能通过重大制度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制度、政府职能重新定位等重大制度改革，才有可能激发出内需的重大增长。短期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显然无补于事。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政府宏观调整政策的基调日趋明显。财政政策已经转向为依法收税，及减税、降税为基调；加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日趋谨慎。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则把重点放在密集地使用逆回购操作上。比以前更为慎重的使用下降准备金率、及减息等传统金融手段。

　　在政府换届的过渡期，经济政策减少变化、或实施稳定的经济政策，应该不失为一种好机遇。这不仅让一些问题更显山露水，而且也更利于总结出正确的政策发展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