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中国转型再思考

　　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发达国家身处危机中心，受到的冲击自然很大，但其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也大；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财经》：你说过，尽管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遭到了“阵痛”，但它们的经济转型仍在持续推进，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理由不加快经济转型。在你看来，中国存在着什么问题？

　　郭树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发达国家身处危机中心，受到的冲击自然很大，但其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也大；对中国影响较小，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发人深省。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效益较低。中国的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增长速度更是首屈一指。但是，我们的国民福利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

　　其次，在国家竞争力上，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但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中国的信息化也在前进，有些尖端行业如高速铁路、新能源和新发电设备等已经靠近世界先进技术，但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还差很远。

　　第三，从企业竞争力上看，世界500强企业中，2009年美国占比27％左右；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总共10％多一点。而且中国的企业都是依靠市场规模和客户数量，几乎没有依靠技术创新等独特优势在业内领先的。例如，建行进步很快，全球排名116位，5年提升了199位，去年净利润甚至是全球第5名，和国际上先进银行的生产率水平接近得非常快，目前相当于它们的65％左右。但并不能说我们在技术上、管理上已经取得了国际领先优势。

　　第四，从科技教育上看，最近英国泰晤士报评比，世界最好的200所大学里美国有72家，英国29家，德国14家，中国大陆只有6家，加上香港台湾也只有14家。英美两国占一半以上，如何赶超？这个差距恐怕不是几年或十几年就能缩小的。

　　第五，从社会付出的代价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不容乐观。中国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分割、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更大得多。仅就农民工一事而言，几亿人背井离乡，不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儿童”更多达四五千万，社会的、心理的、教育的、文化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未来即使付出巨额财务资源也难以全部挽回。

　　最后，生态环境极不乐观。中国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如果要恢复到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态环境，可能要花费超过这个数额十倍的代价。光看物质产品生产、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积累，中国确实在高速发展，但其他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还没有缩小，生态环境更是严重透支。

　　除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增长有六个决定性要素，其中，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展影响不大，但另外三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

　　《财经》：中国在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生态财富三方面恰恰非常薄弱，为什么这种调整那么困难？难在哪里？

　　郭树清：第一个难点是中国工业长期处在世界产业链低端，改善非常缓慢。发达国家的国际公司处于有利地位，而且一直在不断地向产业链高端转移，通过研发、设计、品牌、标准制定，以及营销、配售和融资，占据有利地位。

　　去年美国500强公司，在经济处于所谓战后大萧条、不景气的情况下利润增加近三倍，达到3900多亿美元，平均一个公司近8亿美元。

　　原因有二：一是从上一年的大幅下跌形成的低谷反弹；二是从全球经济复苏中受益。这些公司大多是跨国公司，中国、印度、非洲、拉美，包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它们都能直接或间接受益。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工业还集中在低端。我们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

　　第二个难点是服务业比重低，国内因素就是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太慢。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不断提高，但是和城里人实际得到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比还是差很远，同样工作，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虽然这些不平等受到了一些企业的欢迎，但总体上看并不划算。

　　第三，能源和环境状况令人担忧。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的能源消费模式正在趋同于美国，不断地买车、修路、摊大城市。另外，全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随意性很大，相当一大部分GDP靠拆迁。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叫“拆毁性建设”。这种马路反复修，房屋不断拆迁等创造的增加值，都要计入建筑业，计入GDP，但实际财富和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

　　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是在社会、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巨大代价的条件下取得的，这种模式今后是无法继续下去的。因此，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强化人力资本，减少环境损毁，使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

　　《财经》：谈到调整结构，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内需、消费不足，但你提出中国消费远比人们想像得高。按你的观点，中国在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是否需要有新思路？

　　郭树清：总的说来，与国际上进行比较，中国投资率确实偏高，需要提高消费比重，但消费规模远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小，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投资和消费浪费太大。

　　投资方面的浪费，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各种建设比重太大，原来搞工业项目，现在主要搞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市场扭曲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形成资源浪费和闲置。

　　例如，人为压低工资和地租等要素价格造成的一些行业繁荣、行政干预建设的工厂、经常处于停产状态的污水处理设施、没有多少车辆通过的公路。由于频繁变动的城乡规划和随意决策的建设，永远有相当部分的资源用于拆除和搬迁，年复一年地重建、快建快拆。

　　多年前我在央行工作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我们的工资性支出占行政经费的10％左右，另外90％用于会议、交通、差旅、通信等等方面，而外国的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正好相反。这有工资福利制度差异的原因，可能也有思想观念的原因。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对增加工资津贴或个人货币收入非常敏感甚至反感，但是对往项目上花钱，采购物资花钱一点都不心疼。制定经济刺激计划，说要搞投资项目，大家都欢迎，说要搞社保医保，可能就有很多人反对，传统思想中就有重资产、重物质的影响，“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根深蒂固，将互为依赖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用过去的话说，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消费方面规模最大也最典型的浪费就是住房。买多大房、住多大房不是从需要考虑，而是觉得这是一个财产、地位、身份象征，或保险和投资，农村也是如此，农民辛辛苦苦攒了钱，就回家盖房，而这些房子一年绝大多数时间可能没人居住。

　　我们的规划、政策引导也不够，一些地方，农民让土房变砖房、砖房变楼房、楼房变更大的楼房，但是由于过度分散，没有配套设施，许多就建在稻田里，现在又开始拆毁、迁建和集中。浪费太大，而且按照统计规则，它都计算在储蓄、投资、积累里面，而最终的社会净增财富和福利就大打折扣。

　　《财经》：关于投资、消费，你好像有个比率的推算估计，与国内外有关机构及专家的研究成果不同。克鲁格曼曾提出，东亚奇迹之所以虚幻，在于它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他认为，靠高投资和高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郭树清：对中国来说，高投资是很重要的驱动力，但也有高消费拉动的作用，可谓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如果从绝对数字看，中国消费增长是世界上最快的。根据多种材料来估算，过去20年调整后的储蓄率平均在42％左右，消费率平均为58％，投资率平均为39％左右。由此可见，中国既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也是一个主要依赖内需增长的国家。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不是投资，高消费驱动高投资？

　　郭树清：搞好国民经济核算，必须对各种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来看，食品、饮料、衣着、住房、交通、通讯及其他日用品的消费增长，中国都是名列前茅。即使从奢侈品消费来看，如果把旅游购物包括进来，中国差不多都是第一或第二的进口国。

　　中国从去年开始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今年前八个月的汽车销售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0％左右。中国的不少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增长也都在世界名列前茅，如洗衣机销售量，电冰箱、吸尘器增长，移动电话、旅客运输量、互联网上网人数的增长等。

　　同时，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可能存在着低估，如农村居民自产自销产品没有足额按市场价格估算；企业成本中用于客户营销和员工食宿的支出数额；私营企业主多数时候将家庭生活费支出列入企业生产性支出；居民消费统计选取的样本通常不包括介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涉及约1亿户，合3亿人口；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低估90％左右。

　　中国的高投资率与高消费增长率紧密相关。住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中国居民自有房屋的虚拟房租估计占到GDP的8％左右。因为中国居民住房自有率极高，在农村将近100％，城市约80％。按照联合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办法，虚拟房租既要计算在产出里，也要计算在居民收入中，还要计算在自住者的消费里，数额比照市场租金。

　　住房是如此，其他如交通、能源、水利、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最终都会与消费紧密相关。虽然这里的转换效率不无问题，但总体上必须保持基本同步，否则国民经济循环就会成为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增长，一个经济体系持续的高速发展是不可实现的，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都是无法形成的。

　　《财经》：但你也提出了中国消费在结构上存在的诸多不平衡，如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消费份额、城市与农村消费、产品与服务消费，住房与非住房消费以及私人与公共服务消费之间的不平衡等。

　　　郭树清：这些不平衡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努力进行调整。但从总量上看，从长远来考察，中国消费的问题是规模太大、增长太快、难以持续。比如，近年来全球石油的新增需求一半来自中国；铁矿石和主要金属40％左右由中国消耗；水泥和玻璃大约50％由中国消耗。其实质在于如何避免重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这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