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告别狭义的经济改革

　　全球经济再平衡

　　所谓全球失衡，要害是极少数最发达国家利用占据经济金融制高点的有利条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支配地位。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财经》：全球经济失衡是最近若干年里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可是人们的理解又千差万别，原因何在？

　　郭树清：你的问题触及到一个许多大经济学家都感到困惑的现象，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已经失却了过去的意义。

　　首先，双边平衡不能说明一国的贸易状况；第二，顺差的实际受益者很可能并非本国的企业和投资者，例如中国的出口一多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第三，经常账户顺差国家千差万别，并不能说明其经济实力，从最落后的资源输出国到新兴工业体，从德日这类老牌制造业大国到瑞士瑞典这类创造性强国，都拥有较大顺差；第四，综合竞争力越强的国家，从国际金融市场借的钱越多。没有这些差别，怎么会有国际分工细化，怎么会有全球化，怎么会有世界经济过去20年的高歌猛进？

　　《财经》：你把金融危机视为发达国家向更高层次转型的必然，最近又提出不同经济体转型中高度互补的观点，这是基于什么？

　　郭树清：基于两点：一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实质；二是各国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转型与差异性。所谓全球失衡，要害是极少数最发达国家利用占据经济金融制高点的有利条件，获得了近乎无限的支配地位。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也是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国家，看似奇怪，实则非常合乎逻辑。

　　一方面，资本和资源在某些地区或某种市场过度积聚，从而形成资产泡沫和超量消费；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困于资本短缺和商品匮乏，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已20多年，英国则快一个世纪了。瑞典和瑞士的外债也很高，因为它们的金融体系吸收了大量海外资产，但是净负债不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是大债务国，包括爱尔兰、冰岛、希腊这些原来很落后的欧洲国家也会从这种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中受益匪浅。

　　现代经济发展方面最显著的一个历史进步，表现为每个经济体都得到了更多选择。各国都面临着特定的经济转型，而这些转型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

　　例如，中国需要提高服务业比重，降低制造业比重，而印度正好相反；德国和日本需要从缺乏竞争力的工业生产中退出，新兴经济体正好有条件承接；美国和英国需要向更先进的非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类型转变，其他工业化国家则可以在许多行业扮演美英过去扮演的角色；所有国家都可以发展富有自己特色的农业和矿业，而且大都能找到各自合适的市场和买家。

　　《财经》：这种互补性变成现实的难度恐怕挺大。比如中美贸易确有失衡，但解决之道在于美国实质性放松出口管制，向中国出售高技术产品，这或许不仅仅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了。

　　郭树清：你说的完全正确。各国经济发展的互惠互利受到诸多限制，如贸易、投资环境，还有观念、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等方面的限制。还有就是国防安全方面的限制，以及劳工保护、福利等方面的障碍。

　　无论如何，这种互补性是促进全球经济或各经济体转型的润滑剂。例如，就中国而言，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更多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更多人才和经验，开展更高层次的跨国研发合作；中国的企业可以携带着自己的产品、技术和资金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任何国家；印度、巴西、东欧和俄罗斯实际上都迫切需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北美、西欧和澳洲也有许多矿山、工厂和农场欢迎中国投资者去增加投入。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数以千亿美元计的中国资本未能直接用于改进世界的效率和福利。这既不利于各国经济转型，也不利于解决困扰国际社会的金融和贸易难题。

　　《财经》：美国希望传统产业复苏，提出出口五年翻番战略，以降低失业率。

　　郭树清：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提出来的。这个口号还玩了一个算术游戏，它是以2008年出口最低潮时为基数的，而且还把服务业包括于其中，这样，将来再来检查核对也就不那么严格了。

　　现在大家讨论汇率，美国指责中国商品卖得便宜。便宜是事实，但和汇率关系不大。

　　2005年中国就开始汇率改革，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0％，但同期美国对中国逆差进一步扩大；假定人民币从现在开始升值一倍，但中国工人工资仍然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如果产品和技术一样，单就生产成本和价格，美国仍没有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出口高度依赖进口，本币升值，进口价格便宜了，所以并不会完全转移到出口价格上去。然而汇率机制改革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很有促进作用。

　　尽管就业形势很不乐观，实际上发达国家就业还有很大潜力。例如美国和英国长期存在教师不足、护士短缺，还有许多低端服务岗位需要进口才能满足需求，因为本国公民不愿意从事这种工作。再如，旅游业规模最大的是法国和西班牙而不是美国和英国。还有就是它们对出口产品和技术管制最多，等于自缚手脚。我们还知道，美英两国的基础设施存在着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更不要说两国应对能源和环境挑战，最终很可能不得不实施“重新城市化”，这些都意味着难以估量的产业和就业潜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英都是金融服务业强国，而货币经济又属于虚拟经济，最容易形成泡沫又难以及早察觉，优势成为隐患。但是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不能等同看待。对发达国家来说，服务业高度发达，对中国来说，这方面还非常落后；它们金融过度发达，中国是严重欠发达。

　　目前，中国金融企业的利润上升，大银行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重提高了，去年建行一家的税前利润就达1400多亿元，税后1000多亿元。但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整体欠发达，无论从就业比重和增加值比重，还是从提供的服务看，都是如此。

　　《财经》：你所定义的世界经济失衡具有新意，能否为人所接受，有否改进的办法，换言之，如何实现再平衡？

　　郭树清：我和很多外国的学者、官员、企业家、金融家都谈过这一看法，也许是出于礼貌，他们都说赞成。不过我以为，这其实并不重要。世界上成功的合作几乎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再行动的例证，越是大事难事越是相反。行动比纲领更重要。

　　首先，共同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其次，加强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后的挑战，事实上已有很大成就；第三，各国根据自身情况加快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大程度地反映真实供求又不致失去调控，剧烈波动；第四，主要经济体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已宣布将中国列为具有全球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其他美英欧日的货币都已纳入其特别提款权篮子，人民币不应该例外。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都应主动探讨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的实施步骤。我们最终会发现，积极稳妥推动人民币走出国门，对于解决许多国际问题，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都有很大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