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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北宋亡于蔡京

时间: 2017-08-12 23:49:29 来源:   网友评论 0
  • 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

作者:陈雨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来源:选自《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


一个人的生命基本不会超过一百年,去掉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耳聋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业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无论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任何人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都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无疑,宋徽宗赵佶实现了这个目标。


赵佶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李师师的风流艳史,甚至不仅是因为他冠绝古今的瘦金体,更是由于徽宗朝经济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宕。宋徽宗长于书法,却不擅于经济金融,徽宗朝所有经济政策的背后都有另一位书画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贼”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门生(王安石的门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熙宁三年进士。神宗、哲宗两朝,蔡京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无论新党、旧党都认可他的能力,对他的人品也没什么恶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新党,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可谓是众望所归,人们认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为将让天下人拭目,就连宋徽宗自己也这么想(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


徽宗朝,这位政治智慧与艺术天赋齐飞的人先后四度为相,二十年间所作所为足以名标史册(恶名)。王安石、蔡京师徒相承,只是蔡京结局比王安石更为凄惨,不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街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杀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让我评价蔡京,可以这样说:此人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一个错位的经济学天才!当代,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据蔡京本人说,他的经济学思想渊源来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们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丰、亨、豫、大”卦辞,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流民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


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丰、亨、豫、大”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蔡京错在哪儿了呢?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没告诉我们,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有前提的:


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


一句话:投资和消费都是对的,关键要看谁投资、谁消费,在什么时候投资、又在什么时候消费。


我们说过,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纵情山水、画工、书法、妓馆的皇帝,还有《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花石纲!


在《中国古代汉语词典》中,“纲”指代成批运送的货物,所谓“生辰纲”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际成批向宋徽宗行贿;这位艺术天才还喜欢奇石,于是又有了“花石纲”。


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这只是一块石头,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断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从广大北宋人民住房情况来看,富裕人家一般会住独门独院,院子里偶尔也会有些石头、假山……只要这家人稍微富裕点,封建官吏就会在人家的树上、石头上、房梁甚至大门贴上皇家标记,表示要取走这个物件送给皇帝。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


谁又能天天对着自家大门或者家里一块破石头磕头呢?有门路的托关系,拆墙破屋把这些物件恭恭敬敬请走;没门路的,为此“破家者不可胜数”。


这才是“丰、亨、豫、大”错误所在: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二人之天下,极少数封建官僚的挥霍无度,又焉能真的通过这种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增长?难怪脱脱在著《宋史》时曾掷笔慨叹:宋徽宗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尔!


一个社会,如果作恶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可以心安理得享受抢夺来的财富,那么,社会马上就会丧失财富创造机制——既然创造不能拥有财富,又有谁肯去辛苦创造呢?一旦人们以毫无节制的消费为荣,社会风气立刻就会变坏,《宋史》这样描述徽宗朝的社会风气: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骨肉至亲可以因为钱离散,公卿大夫可以为钱殒命,市井之人可以为钱斗殴致死……


当然,宋徽宗是感受不到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知道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够花。神、哲两位虽然搂了很多钱,大部分都被这两位志大才疏的帝王在西夏边事上用光了,靠没收几块破石头是远远实现不了“丰、亨、豫、大”的。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答:想要钱,找蔡京!


蔡京的货币改革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


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


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去西夏收购物资。对党项人,用点货币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贬值。


崇宁二年(1103年),事情就不靠谱了。


十一月,蔡京下令,仿“当五大钱”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靠铸大钱敛财的朝代并不鲜见,蔡京“当十大钱”的奇特之处在于,同样一种货币,在不同地区却规定了不同的标准: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当十枚小平钱使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当五枚小平钱使用;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实际上恢复了“当十大钱”的本来价值。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看起来,蔡京还挺照顾老乡。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当时的笔记小说有这样的描写:有钱人家纷纷修葺房屋,并提前买好所有材料,没想到工人却要求按日结算工钱,任何人都生怕钱砸在手里;很多买卖人直接关闭了店铺,生怕赚到钱(留下货物还可以接着卖,钱就不行了),大白天来到市镇上,却买不到一束柴薪、一斗白米……


两年后,蔡京非常郁闷,因为,“当十大钱”并没有带来多少收益,无论皇帝、官家豪强还是升斗小民,对蔡京的币值改革都极为不满。更让蔡京郁闷的是,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天空中有一颗彗星,说什么也赶不走。


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


当月,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结论:必须罢免蔡京!


市场之魂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足足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终于把北宋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以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词汇概括蔡京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手段则是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官商,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北宋王朝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在蔡京看来,这实在是太愚蠢了。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凯恩斯主义,当然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刚刚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


对,您没看错,就是位居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放弃了盐铁专营,就是《水浒传》中臭名昭著的蔡京在努力推行市场化。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钱引。


蔡京恢复了范仲淹的“钱引”制度。


“钱引”为宋仁宗年间范仲淹首创,虽然也是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相比王安石的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钱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钱引之后就可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后期钱引甚至已经成为帝国通行的纸币。


所谓“以钱请钞,以钞请盐”。


当代,有人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说他“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征收专卖引钱实现了税收公平”。


仅以表面形式而论,以上这三条,条条站得住脚。买到钱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真的是这样吗?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个问题,所谓“市场经济”并不是今天独有,更不是几个发达国家的专利。人类刚走出洪荒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物物交换,这就是最初的市场。自汉代起,我们的货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展,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货币存在,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经济,要货币干嘛?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交易,有交易就有市场,人就是市场,市场永远不可能被废黜。


不过,市场有很多种,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有效配置资源,更不是每一个市场都能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正如我们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个国家中,能真正通过市场促进经济的不过也就是西方老牌发达国家、金砖四国这么几个。


市场经济的关键,不是市镇里有多少地摊、多少门店,也不是价格管制、实物配给,谁来生产、谁来交换、谁来定价,那些都只是市场的表象!市场之魂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遵守的规则,包括最为强势的托拉斯,也包括市场最后的仲裁者——帝国朝堂,大家都必须臣服在市场规则之下。


市场规则其实也很简单:等价交换,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描述,就是交换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要相等!


理论上,这个规则非常简单,简单到是一种人所共知的常理;实际上,这个规则执行起来又几乎不可能。只要有交易者不具备同样的起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破坏游戏规则,使得交换不再等价。比如,在地摊上讨价还价,是因为买者不知道商品的真实信息,所以,卖东西的小贩试图利用信息优势卖一个高价。


与街边小贩相比,市场上的强者更有可能借助自身实力不断违反规则,反而忽悠别人遵守规则,把利益让渡给他们。国家永远是市场中的最强者,也是市场最后的保护神,面对市场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国家会通过种种手段限制强者,使得市场回归本源。


如果国家反其道而行之、率先违反规则,那么,市场就会蜕变为最犀利的财富掠夺武器,所谓“规则”也就只是强者掠夺弱者的规则。


天下之财,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在废黜官营专卖、推行市场化的同时,蔡京又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跟《易经》里悟出的凯恩斯主义一样,这个馊主意也非常有当代经济学韵味:合同场法。私商在获得钱引的同时必须按合同场法跟官府签订合同,核心只有一点:承认钱引流通时限根本不确定,没人知道何时上一期“钱引”作废,也不能以旧换新。


过期作废、费用自理!


自此,天下富人好像变成了童话中的灰姑娘,都穿着传说中的水晶鞋,别看舞会上衣着光鲜,一过午夜十二点就现出原形:很多人早晨起来还是富翁,晚上睡觉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丐,因为自己手中的钱引作废了。


蔡京终于创造了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不减少货币储备(盐铁酒茶)的情况下,通过擅自更迭纸币敛财!


过去,老师王安石虽然搞的鸡飞狗跳,好歹还培养了一大批官商、天下还有一大批富人(先姑且不论这些人的钱是否合法);现在,学生蔡京专捡有钱有势的下手(没钱没势当不了盐铁商),州道府县的盐铁专营之利也大部分被朝廷拿走,财富开始急剧向最强势的封建官僚集中。


这不是市场,这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天下人都随时有可能被剥夺财富乃至生命。


中国古代史中,私人土地接连州县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汉末年的坞堡时代,另一个就是宋徽宗时代。同时,《宋书》也这样为我们记载了蔡京的功绩:朝廷再无钱财匮乏之虞,无论是宋徽宗私库、国库还是户部,钱财都多得数不胜数,不知多少钱财被流水般花了出去。


天下尽为天子私财、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上溢下漏,而民重困!


——宣和四年(1122年)四月,童贯(与蔡京齐名的北宋六贼之一)率军北征,在今河北高阳征调厢军,由于没钱,地方州府早就不练兵了,“军须之用,百无一有”、“城戍守御之物,悉皆无备”……此时,距女真入侵仅剩三年。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开始建私家园林——“艮岳”,十年后,艮岳建成,方圆十里,山高林深,飞禽走兽更是应有尽有。《水浒传》中所谓的“花石纲”就是为了建艮岳在江南搜集奇花异石,不知多少人为此倾家荡产。


——政和七年,汹涌的黄河在河北路决口(今河北沧州一带),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被洪水吞没;次年,江淮一带大旱,水乡变为人间鬼蜮。方腊这样号召麾下流民:天下之财乃人人之财,现在,官家把贫人仅有的一点粟帛都拿走挥霍了,花石纲更是让富人都无所归依;诸君与其眼睁睁看着妻子儿女被饿死,不若随我仗义而起,旬日间江南可定!


靖康元年,蔡京死于发配路上,遵从本人遗嘱,门人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这样一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


蔡京,你真的以为自己无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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