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为何去日本的中国人多，来中国的日本人却在变少

来源微信公号“凤凰国际智库”

　　主持人姚遥：包括著名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日学者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从历史上看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及急于扩张的西方列强没什么两样，一直都是霸权国家，这是他认为中国一定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霸权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论调，请问刘教授：随着中国的实力强大，未来中国安全与外交战略层面，会不会走向建立同盟与美国对抗的路？

　　刘江永：谢谢会议主席，也谢谢凤凰给我这样一个平台，与这么多智慧的嘉宾与参会的朋友交流，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实际。刚才魏部长讲的是有关经贸方面的一些非常意思的话题，而我这个话题尽管有些“硬”，但我还是想“软说”。

　　首先中国为什么总提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部分外国人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我们在韬光养晦的背后会隐藏一些东西。这种观点的产生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他们决策思想基本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还有地缘战略争霸的理论，以己度人。但他们说的并非完全无理，也列举出很多历史事实。但他们忘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确有部分后起强国参与争霸，引发了世界战争。但时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后已不存在殖民主义体系，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国，中国走的道路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国情下创出的一条新路。

　　第二点，这也暴露出了部分国家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我们参与亚洲援建，到柬埔寨为一千人免费治理白内障，我们没有用武力手段进行扩张，却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此情况下他们就用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必然要对抗这样的观点来解释我们的“一带一路”理念，认为我们要从海上和陆地同时扩张，当然就不会支持和参与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但实际上我们的“一带一路”恰恰是为了给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

　　这里要强调一点，我很同意魏老师的观点：我们不仅需要学会讲故事，也要学会付诸实干。人民素质提升，综合实力增强，才会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时说的太少，比如姚遥所提到的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观点。1986年、87年我确实在研讨会上郑重地提出了我的观点，即综合国力的竞争应当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我特别强调过中国要加强软实力，遗憾的是我没有写成文章，到现在我现在还耿耿于怀。

　　还有一件事情：我国外交在着力推动伙伴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点我还没有落伍，我在1997年提出观点，1999年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发表了文章，题目是《国际关系伙伴化及其面临的挑战》，指出中国未来10年要实现和其他国家国际关系伙伴化，目前已经付诸外交实践。学者要先行，学者不仅应是既定政策的诠释者，更应当是探索者和科学真理的追求者，以及一个为国为民的敬业者。

　　那么，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可持续发展的大命题外，未来一百年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可持续安全，这是真正的中国或是亚洲的关注所在。习主席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上提出，之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已上升到全球安全观。今年第二次峰会期间，习主席又特别指出树立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当务之急。这是真正中国创造，也是我国软实力的体现，所以我认为我国在国际社会应当多发声。

　　前些天我出席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其中包括联合国和平会，主席要求我主讲安全问题，包括前不久的香山论坛，我也主讲了安全问题。我讲的题目是《可持续安全—构筑海洋、海空危机管控体系》。我随身带了一本书，是今年一月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持续安全论》。很多外国学者想要我的这本书，包括越南社科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他从我的手中抢走了这本书。菲律宾能源部前部长与这位越南的前所长希望我即便不提南海问题，也要讲一点中国的新观点，一点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观点，他们认为可持续安全是个很好的话题。菲律宾这位能源部长很负责任，也向我要这本书，因为杜特尔特总统马上要访华，他要报告他们的使馆。午餐后我拿来了三本书送给他，并说是周恩来总理让我这样做，他特别高兴。几天前美国大使馆给我来信，提出有一名海军武官对我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希望能与我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种可行方法，要主动，要愿意分享观点。

　　虽然我没能很好地回答姚遥尖锐的问题，但我仍想强调要实现中国可持续安全，要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质量，就离不开合作。可持续安全就是国内国际两个安全大局，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在这里我不仅向中国呼吁，也在向世界呼吁，呼吁重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比如在此场合我也非常想通过（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原秘书长——编者注）梅津采夫先生转给普京总统一本这样的书。这就是公共外交，要见缝插针。我在这里只靠讲话是没有意义的，要付诸实施才有意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有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光荣传统，感谢贾庆国老师给我的题词，清华北大是一家人。

　　我讲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民众到日本去的逐步增多，但日本民众来中国的数量却不断减少，日本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却不断增加，这些数据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认为有个重要问题：我们公共外交未能触及民众关心的问题或是敏感问题，而日本则不然，日本国内不允许讨论钓鱼岛争议，把此事归结于行政争议或是直接屏蔽，但在国际上却反复宣传，甚至把中国正常的巡航说成是侵犯日本领海。这当然就会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而中国却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在国内进行相应宣传，这就导致了一种失衡。这个统计证明了我五年前的预测。

　　我对公共外交有个建议，要积极摆事实讲道理，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友好及两国民众彼此印象的改善，必须详细介绍钓鱼岛问题。我在今年10月份要出版一本钓鱼岛的书，列举钓鱼岛问题所涉及的事实与法理。

　　总之，中日之间虽然有着恩恩怨怨，但毕竟还有具有良心的日本人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言。如果我们不向世界提供这些事实，那么中日两国民众还会有着中日两国关系还类似甲午战争前十年左右这样的误解。所以，我们既要谈和平发展，又要与世界对话，让世界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才能维持两国大局，和平解决围绕在两国之间的争端。谢谢大家！

　　姚遥：谢谢刘江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