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香港应在"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马骏（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谢谢主持人。我想围绕着一带一路与金融业的关系简单谈三个问题：“一带一路”战略为金融业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以及香港可以发挥的作用。

第一，基础设施投资的机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这既包括60多个沿线国家的道路、铁路、油气管道、能源以及港口基础设施等，又包括各类产业开发区和商贸物流中心等。这些项目融资需求巨大。ＯＥＣＤ预测未来20年内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达到55万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地区可能占很大比重。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需8000亿美元，其中多数在“一带一路”地区。目前，全球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100多万亿，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占机构投资者组合只有5%左右。在全球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欧美日的许多固定收益投资者得到的收益率为负），基础设施作为一个重要的、有相对较高收益率的资产类别，对金融机构，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来说，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是有吸引力的。

第二，贸易金融的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沿线贸易壁垒的消除及贸易合作的加深，贸易商品种类可望大幅增加、贸易规模也将快速增长。据中银香港预测，未来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贸易总量年均增长率可达到10%，远高于全球贸易增长的速度。相应的贸易结算、贸易融资、信用担保、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将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许多项目需要人民币来支付向中国采购的设备、原材料、建筑服务、人工等，因此会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重要的载体。具体来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产生跨境人民币贷款和ＯＤＩ、人民币结售汇、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资产管理等方面金融服务需求。

第四，绿色金融的发展机遇。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共同面临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约束瓶颈难题。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空气污染十分严重，低收入国家80%的城市污水还没有得到处理，一些中亚和中东国家严重缺水。为了改善生态环境，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需要在环保、新能源、节能、节水、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投入大量资金，绿色金融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将得到快速发展。

第一，政治和政策风险。“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多个区域，各个地区和国家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法制环境、文化价值、经济发展、企业治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政局稳定性、社会法制化程度不高，国际投资者往往会面临较大政治风险。另外，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国家的政策多变，对外国投资的准入政策、税收政策等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作为投资者，首先要做好对政治和政策风险的充分评估，以免由于低估风险而陷入不测。其次，在国家层面通过签署政府之间的各类合作协议，包括双边投资协议和税收协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上述风险。

第二，金融市场与大宗商品价格的风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体量较小、而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很大，或由于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往往会出现较大的汇率波动。另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在金融交易中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对手风险。由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严重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也往往导致其经济和金融波动。对金融机构来说，应对这些风险的首要对策也是要充分了解和定量评估，即不能低估这些风险。只有充分识别和评估风险，才能在交易谈判中将风险充分反映在定价之中。其次，要争取利用全球金融市场所提供的各种风险对冲工具，在合理成本之下来规避可规避的汇率、利率、信用、法律和环境风险。

第三，环境与社会风险。各国都有按自己国情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和不同的各种社会、宗教习俗。在“一带一路”投资中，如果不充分研究和遵守当地的环境和社会规范，就可能出现污染事故和冒犯当地宗教、劳工、文化习俗的事件。 一旦发生事故，不但参与投资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业务和声誉将受到影响，可能面临法律诉讼，更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参与对外投资的机构必须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对金融机构来说，应该在贷款和投资决策中采用或参照绿色金融准则（如赤道原则和责任投资原则）,强化ESG信息披露，采用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融资工具，使用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运用环境责任险等环境风险管理工具。

第一，一带一路的大部分资金需要从国际市场筹集，因此香港资本市场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前面已经提到，未来10年内，仅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年均投资需求就在8000亿美元左右。目前人民币融资成本高于美元、欧元和日元，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许多年，因此用外币融资往往有成本优势。另外，许多“一带一路”项目的较大部分支出还是以外币计价的，因此用外币融资可以降低汇率风险。总的来看，“一带一路”项目的大部分资金应该从国际市场来融得。香港作为我们对外融资的主要窗口，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项目融资、证券化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也可以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进一步发展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为中长期项目融资。

香港有规模较大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同时连接着全球的机构投资者。香港有201家香港金融管理局认可机构、158家保险和再保险公司，以及594家证监会认可的本地注册基金。2014年香港基金业管理的2.3万亿美元资产中，超过70%来自海外投资者，而且许多香港的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支机构，这些全球最大机构管理着几十万亿美元的资产。香港可以成为“一带一路”项目从国际机构投资者融资的重要渠道。

第二，香港可以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各种风险管理的人才、工具和手段。如上所述，“一带一路”的许多项目面临着政治、政策、汇率、利率、价格、法律、环境等风险。由于全球主要金融和专业服务机构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香港在管理金融风险、法律风险、环境风险方面有明显优势。比如，香港可以提供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管理汇率、利率、大宗商品等风险；香港的国际投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审计机构、工程咨询公司以及这些机构在全球的分支机构可以帮助进行项目所在地的各类风险分析和尽职调查；香港的保险机构和环境风险管理专家可以帮助对项目进行ESG风险分析和管理。

综上所述，香港在为“一带一路”项目的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可以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香港金融界的实际参与度有限，许多香港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缺乏了解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渠道和机会。我认为，内地和香港之间应考虑签署一个类似CEPA的关于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合作协议,为香港全面介入“一带一路”项目的规划、设计、融资、谈判、建设与管理与风控等方面提供平台。（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订阅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金融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