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买时间求改革求转型 而非仅仅求稳定

　　《21世纪》：2012年以来，各界呼吁新一届政府推进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呼声就一直不断，金融改革涉及到几个关键词：汇率、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在您看来，中国金融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明康：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我都赞成，这都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些重大内容。但是要放在一个大的环境下来看，比如当我们的项目运作、企业生产如果说还是以老一套为主的，那么它对这三个东西的敏感性就会很差。比如借钱时本金都不想还你，利率市场化对它有什么意思呢，利率成为价格杠杆对它来说没有敏感性。

　　这说明了有一个重要问题，整个金融改革一定要置于大的环境下分析，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改革要大力发展，这是个前提，否则事倍功半。这些改革可以做，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它在民企、外企是起一些作用的，但是一部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或许不起作用的，在政府平台是不起作用的，几十万亿当中不起明显作用是个问题喽。这是一个大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改革的次序选择很重要，首先要搞好利率市场化，然后才是汇率市场化，这是客观规律。没有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怎么去定价？最后才是资本账户项下的开放。资本账户项下的开放，如果没有一定的保护措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资本账户开放了以后，一有风吹草动短期资本就会走，所谓资本账户项下开放就是外面的海量资金可以买房地产、股票、债券，这和项目上的长期投资完全不一样。随时都可以抛，随时都可以买，老百姓跟在后面，一马当先后面就有万马奔腾，最后它跑掉了，大马跑不掉。

　　改革思路应该非常清晰。大的环境必须要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在大的环境有序推进深层次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金融改革开放才会更有意义，价税改被奉为圣旨是一个误区，价税改在整个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往前走的情况下照样事倍功半，矛盾此起彼伏。

　　《21世纪》：您近期还关注金融改革哪些议题？

　　刘明康：第一个是法治，当前金融立法还存在很多缺陷。上位法和现在一行三会部门的指引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另外监管部门之间的指引、标准，对风险和违规处置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样，而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创新与混业的情况，这种不一致会造成市场上的困惑，也可能演变成很大成本。

　　第二，要加强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改革力度，比如说我们习惯于通过贷款规模来管货币流通量，调控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手段，这应该值得反思。毕竟整个市场上的资金流动量只有50%都不到是新增贷款，社会融资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如果仍然按年管，按季度管，甚至按月下规模计划，控制的只是对微小企业，民营企业，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企业，而更大的一块，游离在外面的，你是管不到的，而这些东西对实体经济和创造就业不但没有很大的作用，还很有可能因为逐利而吹出各种泡沫。这个我觉得应该对过去的规模管控和货币调控应该有大的改进余地。

　　第三个，银行改革不能满足于现有成果，我们只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要继续往前走，举个公司治理方面的例子，这里面还有不少控股股东行为和影响问题，不管他是民营大股东还是政府大股东，他们在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中的责权进一步合理完善和公司治理水准的进一步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提高管理水平，培育信贷文化和完善治理机制，提高透明度，这是永无止境的一个改革过程。

　　第四个就是金融服务要真正面对实体经济，搞好微小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与服务，搞好国内外贸易融资与服务，搞好项目融资，搞好绿色经济相配套的金融服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再有一个就是透明度建设，尤其需要一个更完善的全社会的征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