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还在给东北振兴添乱！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唐志军

来源：意见领袖

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调整其权力结构，减少政府和国企对于资源的垄断，给予市场以自由，让企业家群体去自由决策、去选择所发展的产业。

近日，中诚信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董事长毛振华发布了一段视频，在三分多钟的视频里，他站在雪地里控诉，在黑龙江亚布力被欺负被愚弄。他说道：“他们非法侵占我们23万平米土地，没有和我们道一句歉，拿走我们的土地”、“我们一个正常经营企业，动不动就有执法机构来威胁”、“亚布力有很多支持企业的政策，经过他们的手，从没有一个到过我们公司”。

视频还提到，当地官商职能不清。“他们是政府，但也是个企业，他们打着政府的幌子，非法夺走我们民营企业”、“他们在这里强买强卖，强行搭配非要到他们那里滑雪，搞什么联盟”。上述视频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多名企业家转发。潘石屹在微博中表示，希望黑龙江省政府能调查处理，给企业一个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此后，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毛振华反映的问题，派出省委省政府环境整治办、省政府企业投诉中心开展深入调查。

从性质看，事情并不复杂，也没太多新闻性，因为这样的事情，全国各地都曾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然而，此次事件为什么备受各界关注，并引发滔天口水呢？答案在于：东北振兴。

东北振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从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以来，中央在诸多方面给予了东北特殊优待，包括：政策、项目、资金等等，但遗憾的是，13年后，东北不仅没有振兴，反而成了各种问题的集中爆发地：GDP连年负增长或者全国排名倒数、人才和人口大量外流、各种腐败层出不穷。

看到东北无法靠内生力量实现振兴，不得已，2016年，国家再次出台《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国发〔2016〕62号），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持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地区转型、大力培育新动能、加强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造重点开发开放平台、开展对口合作与系统培训、强化地方主体责任、加大财政金融投资支持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共14个方面给予东北大力支持。从GDP的增长情况看，2017年，东北三省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但与人们的普遍期待还是相差很远。

把东北再次推向风口浪尖的是，2017年，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玉霞发表的的《东北振兴，请政府不要再添乱！》一文和以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为首的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这两篇文章重新燃起了人们对东北的普遍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为如何振兴东北大打口水战。林毅夫等人认为要建立有为政府、大力推行产业政策（见《吉林报告》），而张维迎、孙建波、田国强等人则主张要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以市场自身的力量来推动投资出山海关入东北。

在我看来，东北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结构！

当前，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制度在一国或地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诺思、Acemoglu、奥尔森等）。而制度的背后是权力结构。也就是说，权力结构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的长期经济绩效。

2012年，Acemoglu和Robinson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国家才可能走向成功，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之国：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二是政治权力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中，并得到有效制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历史印证了这个论断，中国自古以来的发展历史也同样是这个论断的鲜活展现。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及其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权力结构及其调整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圳等地区之所以能持续地繁荣，在于其形成了一个以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权力结构；而东北三省之所以在多轮救济下仍走向塌陷，而不是振兴，就在于东北三省的权力结构出了问题：历史的积淀和改革的滞后，使得在东北三省，一直政府和国企主导了经济社会发展，而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则远远滞后。

在此权力结构下，会引发几个严重问题：

一是有为政府无法出现。有为政府的前提是有限政府！即政府的权力有限并得到有效制约的政府。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史都无一例外地表明，如果一个政府的权力太大，并得不到约束，它必然是不守契约的，必然是走向腐败，并被狭隘利益集团所绑架或自身追求狭隘利益的。

就视频事件而言，本来，毛振华的企业能够给当地带来GDP、税收和就业，对当地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地方官员还要为难企业呢？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的答案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和个别官员有自己的局部利益，他们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

也就是说，是狭隘利益的存在，导致了对企业的不尊重和盘剥。但问题是，为什么地方官员能够有空间去追求“狭隘利益”而不是“共容利益”呢？奥尔森（Olson）认为，其背后在于权力是否得到有效制约。只有在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时，权力才不会被滥用，官员才不会被狭隘利益所绑架或自身成为狭隘利益集团，政府才有可能成为有为政府。

二是良序市场无法发育。市场要良序发育，成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需要几个先决条件：一是市场参与主体间是平等的；二是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巧取豪夺；三是契约得到有效履行；四是有着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就东北而言，之所以还未能发育出良序市场，其营商环境还存在诸多问题，就在于这四个方面都出了问题。在市场参与主体方面，东北的实际情况是国企做老大、民企和外资寥寥无几而且地位低下；官家做老大，民间力量微弱。

在产权保护方面，正像视频所展示的那样，民营企业的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被各种权力巧取豪夺。在契约履行方面，不仅政府不信守承诺，就连和国企打交道也得小心翼翼，保不定哪天突然就炒你鱿鱼、断你货、拒付你款了。

在公共服务和改革产品供给方面，东北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服务意识都远远比不上南方的许多省份。因此，市场之所以无法良序发育，其背后也是权力在作祟。试想想，在一个权力主导、权力任性的地方，怎么会发育出良序市场来呢？

三是法治秩序无法生成。法治的精髓就在于所有的主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超越法律的主体，所有的公权力都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没有任何人和团体可以权力任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很大的篇幅都在讲依法治国。

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大企业、小企业，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遵循契约精神，营造诚信的社会规则。法律是讲程序的，是公共的选择，是公共意志，具有严肃性和稳定性，没有这些规则，哪有经济环境”（王玉霞）。从亚布力视频事件可以看出，东北离法治还任重道远。而其背后，也是权力的任性。

因此，就东北的发展现实来看，东北之所以陷入塌陷，其基本逻辑是：改革滞后导致权力结构出了极大的问题，即政府和国企主导了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而良序市场和法治秩序却未能生成，亦缺乏自由空间；自由的缺失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和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又导致对国有资本和政府的进一步依赖；对国有资本和政府依赖的加剧又会阻碍改革的推进、制度的扭曲、交易成本的提高和投资机会的缺失；然后，就呼吁中央政府对东北进行救济和支持——即所谓的东北振兴战略；但这种振兴是政府主导的，又会进一步加剧政府权力，扭曲市场之手。如此恶性循环，就导致10多年的振兴，结局是事与愿违；就导致了亚布力事件的发酵和循环发作。

因此，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调整其权力结构，减少政府和国企对于资源的垄断，给予市场以自由，让企业家群体去自由决策、去选择所发展的产业；而政府则做有限政府，做好自己份内之事，并有效约束权力的任性（像王玉霞教授说的那样，不要再添乱），包括：搞好制度建设、减少寻租腐败、减少钓鱼执法、加快国企民营化、做好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适当补贴一些优势产业、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