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边城商行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 地缘化发展路径

作者：夏蜀 来源：银行家杂志

当前,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均都存在着战略雷同的问题,沿边城商行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末梢区域,更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之隅,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其转型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我国大陆沿边省区共有九个,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西藏、甘肃、广西、云南,国境线长达2.2万公里,与15个国家和地区接壤。长期以来,我国沿边开放严重滞后于沿海开放,2015年末,九个沿边省区在全国GDP、本外币存款余额、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四个主要开发开放指标中的比重仍然很低,依次为18.06%、13.72%、6.40% 和17.09%,如图1所示。

在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沿边开放态势凸显出地缘战略价值。具体地,一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与蒙古和俄罗斯跨境互联互通,充分发挥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的枢纽作用,抓住俄罗斯大规模投资开发远东地区计划,拓展对俄金融合作,开展跨境经济合作,加强产业对接;二是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分别致力于建设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和黄金段,依托“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以及“新亚欧大陆桥”,打通连接中亚、西亚的贸易融资大通道,发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以及喀什经济开发区贸易金融功能;三是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西藏,依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两廊一圈”等合作机制,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合作机制对接,带动此三大经济板块联动发展。其中,云南更是地缘战略价值显要,它同时位居于“一带一路”西南沿线国家四大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东盟 “10+1”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 “两廊一圈”)之中。

“一带一路”战略中,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要改善与沿线国家存在的“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现状,势必引发大量投融资需求,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区域金融合作等方面,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支持,也将会催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为金融机构发展带来广阔前景。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沿边省区的开发开放是一大历史性战略机遇,对于沿边城商行的发展也是一大历史性战略机遇。2015 年末,沿边城商行总资产规模、各项存款、各项贷款占全国城商行的比重已分别达到21.93%、22.16%、21.39%。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沿边城商行应发挥地缘优势,扬长避短地把握战略机遇,依托国家战略中的规划通道及相应合作机制,因地制宜地发展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在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严重的同质化发展、白热化竞争中,实施差异化发展,寻求自身的战略转型之路。从管理学原理来讲,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实质上是对商业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一方面要剔除自身不利因素、减少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要增加竞争优势、创造和提升买方价值。如图2所示。

在2016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大型纪录片《一带一路》,关注报道了富滇银行在践行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有益实践。沿边金融和跨境金融是富滇银行特色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一些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

一是以战略为先导,通过跨境金融带动差异化发展。作为云南的省级地方法人银行,早在2008年恢复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了“立足云南,辐射西南,面向全国,走向泛亚”的泛区域发展战略,在总体战略规划中专门制定了国际业务子战略,将跨境业务作为国际业务的核心内容,确立了“构造地缘金融网络、搭建跨境金融平台,为跨境泛区域客户提供多币种的广泛金融支持” 的跨境金融经营定位,把跨境金融、沿边金融作为富滇银行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的战略举措。

二是富滇银行在沿边口岸和周边国家战略布局经营机构。尽管是商业银行,富滇银行并不完全以商业利益为驱动,而是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基于国家利益而非商业价值的原则设立营业机构。在境内,以推动人民币在东南亚周边化,以有利于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为己任,优先在边境口岸而非经济发达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目前,富滇银行已完成了云南毗邻的老挝、越南、缅甸三国的边境口岸建立了营业机构,在蒙自、河口、景洪、磨憨、勐腊、瑞丽、姐告、孟连、腾冲和普洱等设立分支行。在境外,富滇银行以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金融交流,有利于促进云南经济金融扩大开放,实现“安邻、睦邻、富邻”为己任,率先在经济金融落后、但政治稳定,并且是进入中南半岛主要节点的老挝设立营业机构。在2010年成立的富滇银行老挝代表处的基础上,2014年1月与老挝大众外贸银行合资设立富滇控股的老中银行。老中银行成立一年多运营良好,得到老挝央行及当地社会各界的肯定与好评。

三是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金融互联互通。富滇银行率先开展人民币对周边国家货币直接定价,实现中老、中泰、中越三国本币时时跨境结算服务，全方位为客户提供人民币、老挝基普、泰国泰铢和越南盾的跨境结算服务。2013年8月富滇银行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获得办理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业务资格,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外币现钞跨境调运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西南地区唯一具有外币现钞跨境调运资质的法人银行。富滇银行还与多国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动,并达成同业授信。先后与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动;代理行和账户行关系网络广泛,注重全球广泛覆盖。

四是不断推出跨境人民币业务品种与模式。主要是构建多渠道的跨境人民币结算平台,省内首家提供人民币跨境融资方案, 省内首家获准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推出本外币金融组合产品创新等,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周边化。

五是突出业务特色,以边贸模式参与和深化沿边金融改革。以口岸分支行为重要支点,打造形成了“瑞丽边贸结算模式”、 “红河河口边贸业务清算模式”、“版纳边贸结算模式”。这些具有富滇银行特色的边贸模式,大大提高了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边民往来结算,拓展跨境人民币信用证结算业务量的增长。同时,以沿边六州市分行为依托,挖掘边境贸易和边境合作区政策,实行“一行一策”,对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州市地区分支行,从资源配置方面保证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营企业的信贷支持,以业务模式创新带动沿边金融的业务突破与发展。

从区域角度看,“一带一路”具有较强的地理依赖路径,金融地理学相关理论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金融现象的影响,在赋予地理环境前提下,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都有着特殊的地理及历史条件。此外,跨时空的金融机构交叉核算以及贸易和流动, 都成为影响金融流动的重要因素。基于此理论,区域化地缘化的金融发展路径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支持有重要影响, 也是发挥地缘优势构建地缘金融网络的必然趋势,沿边城商行由于其“沿边”的地理特性而从地缘化角度形成“一带一路”金融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银行等“国家队” 在建设“一带一路”当中也有短板,也有力所不逮之处,处于沿边地域的城商行及其“走出去”的附属机构,却在这些“国家队”难有作为、难以覆盖之处有着独特优势,可大有作为。

人文环境的相通性。“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绝非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更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其明确提出了增进与沿线国家人民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愿景。地处沿边的城商行较其他金融机构在“民心相通”具有天然的人文相通性。如云南高原与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乃是连成一片的亲缘山地,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相互毗邻边境结合部具有山水相连、通道众多、民族相同、语言相通、边民往来密切等特点,作为本土银行在推进跨境金融时,沟通交流成本低、切入融合程度快。

沿边金融的便利性。沿边省份必然产生繁荣的边民互市贸易、活跃的边境小额贸易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区,而这些边境贸易正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地处沿边的城商行以其所处的地缘优势、拥有的本地中小企业与居民客户的优势以及与地方政府的血缘关系,在开展沿边金融方面较其他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便利性。

国家色彩的隐蔽性。沿边城商行作为中小型、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国家色彩弱、国际关注度低,“走出去”时不易引起东道国政治上的战略猜忌;加之城商行所居地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不易引起东道国民族主义的疑虑,在实施“一带一路”金融战略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服务层次的多样性。“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主导型” 和“工程承包型”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无疑将主要依靠政策性金融体系和大型国有银行担纲融资服务。而许许多多的“经贸合作型”项目和“走出去”的中小客户的金融需求,则需要类似沿边城商行这样的中小型银行参与,开展“沉下去”、“融进去”的贴身服务,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中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且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无论因设立时间较短,还是由于运营组织架构的限制,都需要既有中资背景又有东道国股份的中小合资银行更好地开展资金转贷、项目融资配套等多层次服务。

机构合作的对称性。“一带一路”战略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发展理念,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走出去”必然要面临与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合作的问题。沿边城商行的规模体量、管理层级,与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合作起来往往是“门当户对”,在“共商、共建、共享”方面,较大型银行更具对称性。如老中银行,其老方的大众外贸银行是老挝最大国有商业银行, 但其规模体量仍不及富滇银行,老方选择富滇银行作为合作伙伴,除了富滇区域毗邻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中国的城商行合作,不至于有“客大欺店”之虞。

监管部门一直推动中国银行业全力支持和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中国银监会截至2016年3月已与28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谅解备忘录(MOU);发布了包括优化中资银行海外布局,适当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分支机构等五方面见在内的《中国银行业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书》。这些支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和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中。具体分析现行的监管支持政策,一是机构的侧重点主要是面向国有大型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二是业务的侧重点主要是面向基础建设的长期项目跨境融资,三是监管的侧重点主要是加快推动与沿线尚未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的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针对沿边城商行的差别化监管政策目前尚未出台。

如果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金融合作机制与运作框架划分成11个关键环节的话,则有四个方面是沿边城商行能大有作为之处;有三个方面沿边城商行可以间接发挥一定作用;而其他四方面则属于沿边城商行参与性不大的环节,如图3所示。基于沿边城商行在泛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中功能发挥,以及在“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中的独特优势,应当适时出台差别化的监管政策,支持其在金融“安邻、睦邻、富邻”方面“接地气”地发挥作用。

准许有条件的沿边城商行在毗邻周边国家投资入股东道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或以与当地(金融)机构以合资方式发起成立商业银行,是对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城商行给予差别化监管的一项关键性政策。

监管部门在构建以中国主导的监管协调框架,建立区域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与危机处置的合作交流机制, 并充分评估这些周边国家国别风险的基础上,对所在省区政府有意愿有支持、自身管理能力有条件的沿边城商行,给予准出政策支持,支持其以子行的方式设立境外合资法人机构。

事实上,周边毗邻国家的经济体量一般偏小,沿边城商行以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为核心的“走出去”,与前几年在国内的跨省经营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则是参与国家战略,履行社会责任; 后者则是出于商业行为,利益驱动。以老挝为例,2015年其GDP 约为128亿美元,大体只相当于地处西南边陲云南省一个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级市的经济总量,富滇银行在老设立机构,其经济效益尚不及省内分行水平高。同时,这些国家因其本身金融总量小、银行机构的风险波及面有限,新进入银行机构的风险一般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沿边城商行要“走出去”设立机构,所在省区政府应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要利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业已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针对合资银行设立和运营方面的问题,建立常态化的双边会晤与多边协商机制,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区域金融经贸合作向纵深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要推动本省区“走出去”企业与设立的合资银行开展紧密合作,促进合资银行围着本省区在东道国的投资项目做好金融落地服务,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

“走出去”的沿边城商行要“打铁自身硬”,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建立完善的跨境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具有国家战略视野、国际金融机构经验,并善于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的人才梯队。二是加强风控能力建设。熟练运用多种风险管理工具与手段,强化合规管理与反洗钱工作,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保持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建立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应对国别风险突发事件能力。“走出去”的沿边城商行对其控股的合资银行, 还应设计与建立流动性救助机制。三是加强IT系统建设。毗邻周边国家的银行业管理水平相对落后,东道国通常期望外来合资方能在IT系统建设方面给予援助支持。因此,具备较强的科技管理实力,既是合资银行良好运营的基础条件,也是在合资银行发起设立时,“走出去”沿边城商行与东道国机构进行合作谈判的筹码。

与此同时,一方面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搭建共享平台,可考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对这类合资银行进行适度投资入股,这既给合资银行引入了先进管理方法、技术、信息、资本和客户资源,又使亚投行、丝路基金这些“高大上”机构有了“贴己”的落地执行者。另一方面,践行开放发展理念, 审慎积极地引进具有跨境金融领先经验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投资参股沿边城商行,以学习管理经验、实现知识互补、拓展海外网络,提升沿边城商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

(作者系富滇银行董事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