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探路外贸松绑：向自由贸易过渡

　　严亦峻发现，本地产的顺风红瓜子，在香港被当做款待亲友的稀罕物，内地随处可见的红薯、药材，甚至麻袋，都成了港澳商人眼中的抢手货。 

　　这是1955年4月，严亦峻从武汉调任广州，担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当时，各省响应中央号召“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热热闹闹操办土特产展览交流会已经好几年。与严亦峻在汉口看到的交流会不同，在广州超过一半土特产都被销往海外。解放前，严曾经在革命老区搞过经济工作，他用土特产从白区换回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布匹和纸张。 

　　1955年秋天，时任广东外贸局局长的孙传禄尝试组织了一场出口物资交流会，客商采购之热烈超出了严的想象，广东外贸局不得不增加场次，在次年的3月、5月再度开展。 

　　如此密集的三场交流会，有两场成交额竟都逼近1000万美金，那个年代中国一整年的出口额也就五六亿美金。 “既然小型的展会效果不错，为何不搞一场大的？”1956年4月，刚兼任广东省外贸局局长的严亦峻开始谋划自己上任后的第一项重点工作。他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得到陶的大力支持。 

　　一封电报“催生” 

　　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国家建立工业体系所需要的钢材、机器设备等重要物资依赖进口，而西方发达国家却试图封死新中国的对外通道。出口创汇正是那个时期广交会被赋予的国家使命。 

　　这一年的6月12日，严亦峻在广东省委以个人名义向外贸部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当年9、10月左右在广州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严在电报中说，很多港澳商人对祖国还不了解，甚至抱着怀疑畏惧的态度，解放后从未回来过，不过自出口物资交流会以来，他们一再回来参观，还做了不少买卖。“通过三次交流会，新建立了330余户外销关系，许多商品，特别是一些中小商品达成了长期合同关系，推动了130余种新商品的出口。” 

　　电报发出后，严开始焦灼等待北京的决定。 

　　6月16日外贸部收到电报后，6月19日当时的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迅速在这封电报上做出了批示：“我同意，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即照办。” 

　　随后，副部长李哲人赶赴广州调研，与陶铸、严亦峻碰头研究项目可行性。李哲人回京后亦做了批示说，在广州举办一个全国性的商品展览交流会，邀请港澳及东南亚、西亚各国商人参加，对开展东南亚贸易有很大帮助。“我们的一些土产、山货、手工艺品和一些难卖货可能销出一部分。当然也要卖一些热货，买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 

　　7月下旬，严亦峻被知会赶紧筹备这场展览会。 

　　严亦峻的长女严文玲珍藏的一些老照片中，就有一张严亦峻与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华润总经理张平，当时在广州沙面广东外贸局旧址前的合影。 

　　严文玲说，这三人正是广交会筹办时的三个重要人物，严是筹办工作的具体操盘手，舒代表外贸部的意见，为筹备交流会他当时在广州呆了两个多月，张平所在的华润公司那时候是中国各大进出口公司在香港及东南亚的总代理，广交会海外客商的邀请、商情的搜集也都全部交由华润负责。 

　　一场从未举办过的大型涉外活动，要在3个月的时间内筹备完成，其艰难与紧迫不难想象，参与筹备工作的老广交曾经对严文玲回忆说，由于当时都是学俄文，客户名单整理出来后找不到可以打印英文的印刷厂，最后新华印刷厂几经周折终于搞到一套英文铅字，才总算把名单印了出来。 

　　11月10日，展览会如期召开，两个多月会期，做成了6000多笔生意，出口成交5380万美元，到会的海外客商接近3000人。 

　　这一场试办性质的展会，正是今天广交会的前身。1957年3月4日，外贸部正式下发文件，批准举办广交会。 

　　严文玲说，从那一封电报到广交会的最终成行，中央决策层都是一路绿灯。展览会开幕当天，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刊发社论《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 

　　实际上，严亦峻的那封电报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国家建立工业体系所需要的钢材、机器设备等重要物资都依赖进口，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华的封锁禁运政策却试图封死新中国的对外通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只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空中通道及铁路通道；一条是从香港、澳门进来。前者承担更多的是政治功能，而后者则主要用于经济交流。1952年，莫斯科经济会议以后，突破对华禁运的英国48家集团来中国访问，先头人物就是从澳门进来，经广州，一路北上。 

　　广州，成为红色中国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通道，出口创汇正是那个时期广交会被赋予的国家使命。 

　　商业火种:1973年提价冲击波 

　　几十号人坐在一起，满头大汗地拨打着算盘，核算生丝、绸缎以及那少量成衣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在这个成本基础上，加上一些利润，便是初始的出口价格。这些供不应求的低价中国商品让那些海外采购商们赚得盆满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