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发会议每年会定向跟踪全球100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其基本指标是这些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该公司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占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
没人能够忽视这样的趋势：1994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中跨国指数超过50%的有43家，超过70%的只有16家；而这一数据到2004年则上升到61家和27家。
这个简单的数据映射着一个简单的事实：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这个简单的事实带来一个简单的概念：跨国公司已经并且正在逐步演化为“全球公司”。
“全球公司”，这个简单的概念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淬火
如果给“全球公司”举例说明，IBM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的总部虽然在美国，但65%的员工和60%的收入产生于美国以外；它的采购中心总部设在中国深圳；它的全球支付中心设在中国上海；它的全球财务中心在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它的全球人力资源中心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它的全球援助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设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它在全球不同的大洲还设有8大实验室。
对全球资源配置深得其趣的IBM现任总裁塞缪尔·帕米萨诺2006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说：新兴的全球整合企业———或者以全球公司这个名称———就是一种为追求新的目标而改革其战略、管理和经营业务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国家边界越来越不能划定企业思想或实践的界限了。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化，给推动业务增长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机会，但是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太大了，太盘根错节了，单靠企业或政府都无力解决。现在，企业、政府、教育和所有民间团体的领导者都必须了解它的成长变化情况，帮助它朝着有益于全球社会、经济和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走向成熟。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不能忘记自己看到这篇文章后激动的心情。多年的研究，让他敏感地发现跨国公司这一堪称“人类社会最与时俱进的企业组织”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早在1999年出版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中，他就在关于宝洁公司的研究报告里提到了“全球公司”的概念。但他承认，“那时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近年来，王志乐在研究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跨国公司将在地国视为“家园”加以经营。在他和众多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接触和座谈的过程中，“全球公司”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清晰，脉络越来越明确。就在这个时候，帕米萨诺的文章为王志乐送来了最宝贵的“支持”。王志乐说：“帕米萨诺的文章标志着全球化时代公司理论的创新。领先从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转型的企业已经从企业发展理论的角度总结这一转型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视为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宣言书。”
作为一位曾经从教多年的学者，王志乐有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他喜欢从调查研究归纳核心理论，再将核心理论放回企业实际加以对照进行修正和提升；而新的调查研究在完善已经构建起来的理论框架的同时，又会与时俱进提出新的课题，并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对理论进行丰富和“保鲜”。
对全球公司理论的研究也是这样。作为这一课题研究的第一次正式的收获，王志乐主编的《静悄悄的革命———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一书在主报告后附了27个国内外著名跨国公司的案例，所有的案例都是由这些企业的高层亲笔写作或者亲笔修改的。这本书还搜集了3篇专论，除了帕米萨诺的那篇文章外，其他3篇专论的作者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社科院研究员康荣平、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谢祖墀，都曾和王志乐长谈多次，让他的“全球公司”概念不断淬火成型。
成模
2008年2月22日，以“全球战略全球责任”为主题的第六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在北京举办。包括杜邦、微软、巴斯夫、IBM、ABB、中远、首钢等中外知名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300多位官产学媒代表聆听了王志乐所作的主题演讲“全球公司———跨国公司发展新趋势”。
王志乐端出了他为“全球公司”建模的成果。他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的形成、以因特网为代表的革命性信息技术普遍应用、1995年WTO成立后掀起的经济全球化潮流，跨国公司不得不调整策略应对经营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的巨大变化：
———全球战略调整：从跨国经营到全球经营。市场营销全球化带动了组装制造全球化、原料部件全球化、研发设计全球化、资本运作全球化、营销服务全球化，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他们或者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财务结算中心以营销服务中心完善全球产业链；或者把价值链的若干环节进行外包，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其他国家的资源；或者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并购其他企业，吸纳整合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和完善全球产业系统。
———全球管理调整：从中心辐射到多中心网络管理。最近15年，许多跨国公司的股权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从为一个国家的股东负责的公司逐步演变为为全球股东负责的公司。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管理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以母国为中心辐射若干国家子公司的中心辐射式的管理结构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全球各个地点经营条件的迅速变化。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纵向的业务分部以及横向的地区总部使得这些公司形成了新的管理架构———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
———全球责任调整：吸纳多元文化承担全球责任。在跨国公司淡化国籍、强化全球利益从而形成多元文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责任理念得到提升。全球公司承担的责任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升到强化包括股东、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公司责任体系。吸纳多元文化和承担全球责任意味着全球公司理念和文化的更新，也标志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完成。
王志乐的“全球公司”理论得到了与会人士的认同和支持。事实上，这一认同和支持是建立在亲身体会之上的。
有人说，中国是对经济全球化感受最深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正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奇迹，造就了“中国制造”享誉全球的奇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衍生品，全球公司也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最近15年来，全球公司把全球战略延伸到中国，他们在中国设立营销机构开发中国市场，在中国设立制造基地组装加工，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中国成为全球公司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全球公司把全球管理网络覆盖到中国，他们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整合在华各项业务，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在华业务集团化管理，中国成为全球公司全球经营管理网络的一个重要结点。全球公司还把全球责任理念推进到中国，他们强化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责任体系，形成现代工商文明时期企业竞争的新规则。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是全球公司全球布局的重要环节，全球公司也是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
实战
王志乐经常说，他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对“全球公司”的研究也有这两项重要目的：如何引导全球公司融入我国可持续发展———这是为政府服务；如何推进我国企业上升到全球公司———这是为企业服务。而王志乐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的钥匙概括起来就是4个字———“全球视野”。
王志乐说，有些人对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全面发展感到担心，其主要理由是如果中国各个产业被跨国公司/全球公司渗透甚至控制，那么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自力更生”和“自成体系”的经济更安全。其实，这是中国过去在被西方封锁时代形成的传统安全观。而我们应当学会在全球化时代，在股权相互渗透、资本全球流动、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
他说：“全球公司在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利大于弊。如果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如何防范、限制全球公司方面，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发挥全球公司的积极作用方面，我们不仅不能防范全球公司带来的可能的消极影响，还会错失全球公司带来的机遇，错失我国面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他建议，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全球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时把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转移到中国，有利于全球公司在中国进行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从而促进我国企业在融入全球经济中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与此同时，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包括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展开积极的竞争与合作，在竞争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涤荡全世界，全球公司向全球市场全面进军的时代，纯粹的“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的全球公司竞争。王志乐认为，“面对全球公司的竞争，我国企业必须也要学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这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应当从民族国家视野扩大到全球视野，应当从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
他建议，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外资并购和自主并购，加快产业的重组。同时通过走出去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从而打造具有产业影响力的一批大企业集团。我国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的大型企业集团应当充当其所在产业的系统集成者，积极推进产业重组。当前特别应当加快钢铁、汽车、装备工业的重组，支持那些具有全球经营战略、完善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结构以及全球责任理念的龙头企业跨地区跨部门并购同产业的其他企业。与此同时，也应当允许来自国外的具有全球责任理念的全球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并购。通过外资企业并购促进竞争，使我国企业就近学习跨国并购，积累经验。
此外，他强调，全球公司已经在承担全球责任，否则即使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市场能力，企业也不可能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如果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意识不能强化，如果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不能按照全球公司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标准从事经营，将难以在全球市场发展。
“只有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球公司，我国经济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王志乐认为，研究“全球公司”的目的就是要直面其挑战，开阔视野，向全球公司学习，同全球公司合作，与全球公司竞争，在学习合作竞争中成长为跨国公司进而壮大为全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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