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娟娟
近日，8月份相关经济金融数据相继公布，数据显示，当前经济下行迹象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稳增长的压力仍不容忽视。如何把脉当前经济形势？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在哪里？新常态下，货币政策有哪些操作空间，有哪些“可为”与“不可为”？本报记者日前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记者：当前社会各界对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十分关注。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操作将呈现哪些特征？您怎么评价？
陈雨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我国已经告别以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而“三期叠加”也成为新常态的关键特征。这种新常态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比实体领域更为强烈、更为复杂，使金融业出现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金融政策也需要直面这些挑战，并寻找到适合的解决之道。货币政策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目前还处于适应和探索中，但就今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说，整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新常态的主要核心在于“三期叠加”，最大的挑战在于转型的挑战。具体看：一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二是内生增长动力尚未显现，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三是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四是转型期社会资源环境的整体约束问题依旧存在。
面对这些挑战，央行货币政策的整体应对还是得体的，在政策实施中也彰显了一些主要特征：一是较好发挥了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合理区间内不搞强刺激，保持总体的平衡增长。二是坚持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和流动性水平的总体合理稳定。三是积极发挥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传统做法，货币政策一般只是关注总量问题，不考虑结构问题，但目前世界经济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如欧洲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在大的结构调整时期，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结构调整任务繁重，仅靠财税政策不够，应通过信贷政策等手段来加以支持。对我国而言，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具有比较优势，但仍需探索、创新。四是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紧密相关。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让政府有形的手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还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提法进行了很好诠释。今年以来，央行在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
总体看，当前货币政策整体着力不错。我们要咬牙坚持住，经济运行只要不超出预定区间，货币政策就不搞强刺激。同时，货币政策要与实体经济实现良性互动。由于今年全年经济发展可能是“前低、中高、后缓”的发展趋势，四季度压力不容忽视，因此，货币政策微刺激仍要持续，而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微刺激政策演化为强刺激。
记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复杂。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如何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点和关键点？
陈雨露：这个重要点和关键点我想应该是调结构。当前是调结构最为关键的时刻和最有希望的时刻。我们要考虑，如何使政策和调结构的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第一，要思考如何能够让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产业通过货币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途径包括通过并购，对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优化整合，央行政策要鼓励并购贷款。第二，要思考如何支持高污染、高耗能过剩产业退市和不良贷款核销。第三，对于国内虽然产能过剩、但“走出去”可以实现双赢的产业，要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配置。就此，应有一系列激励配套措施，如人民币贷款、外汇贷款和债券融资等。
此外，在经济结构调整任务极为繁重时期，货币政策可以积极探索发挥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通过信贷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把资金引向更为关键的薄弱环节，如“三农”、小微企业、棚户区改造和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直接支持结构优化调整。
记者：融资贵问题近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您怎么看？有何化解之道？
陈雨露：对于融资贵问题，这是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矛盾，央行对此也想了很多办法。是什么造成了融资贵？一是目前的企业杠杆率比较高，风险溢价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尚未转型，投资增长型的方式导致成本上升。三是企业财务的软约束。四是影子银行等业务导致资金成本上升。这些都是造成融资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
化解融资贵的办法，首先，从货币供给上看，还要保持适度增长。其次，要严肃金融市场秩序建设，明确分清违规和改革的边界，对相关产品和创新进行合理监管。再次，对于贷款断档期问题，目前应推动银行续贷提前审核和循环贷款，同时积极做大做强直接融资市场，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降低企业杠杆水平。对于影子银行等相关业务，我们看到目前监管层也正在采取措施。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相信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会得到缓解。
记者：有人说，2014年是金融改革的“蓄势之年”，2015年金融改革将开花结果。您怎么看？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还面临哪些挑战？
陈雨露：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市场呼声一直很强。业界认为国内金融市场已经到了该统一的时候。但也存在争议，争议集中在有人担心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水平一下子上去了，成本更高更贵。那么，如何看这一问题？其实，有几个维度：首先，利率长期压低，不一定是好事，这样并不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其次，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上升不一定必然相关。再次，利率是否市场化也不完全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各种金融创新正在突破政策限制。因此，利率市场化恐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可以说，2014年是改革动员之年，整个国家都在积蓄力量，蓄势待发。预计2015年开始金融改革力度会加大，节奏会加快。利率市场化正在稳步推进，目前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存款利率有望在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推进，或许2015年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对于汇率，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明显加大，对于打击套利、对“热钱”有所抑制，且这种调整不受制于外界压力，自主性增强。未来，应将汇率改革与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可兑换结合起来，借鉴发达国家开放保护型政策，积极而可控地完成这一改革。
未来，金融战略必须坚持改革发展导向，在去杆杠、去泡沫和回归实体经济过程中保持自身健康发展。因此，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的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多主体金融市场开放、非标资产的标准化和阳光化、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融资体系改革以及存款保险制度都应在未来有序可控地推出。同时在密切监控局部风险、时点风险基础上，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防止局部风险向全局性风险演化、时点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在中国去泡沫和去杠杆的进程中，货币政策应当与宏观审慎监管高度配合，不宜过度扩张，也不宜过度收缩。流动性管理以及结构性管理工具需相机进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