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呼唤金融业的“风骨”与“柔情”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讲讲在我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中感触较深的两件事，也是我们要为之努力奋斗的两件事——金融业更需要一种“风骨”，同时也需要一种“柔情”，全心全意为全人类服务——本土乃至全球的客户。

　　1979年一个下午，当被通知去江苏省人民银行报到而不是之前据说的省外文出版社时，我第一感觉像冷水浇背。小时候银行给我感觉就是高高的台阶、白天点着灯，里面的工作人员要看很小的字、要打算盘记账，所有人都很严肃，生活枯燥无味。随着了解的加深，越来越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给予金融那句很高的评价：“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讲讲在我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中感触较深的两件事，也是我们要为之努力奋斗的两件事——金融业更需要一种“风骨”，同时也需要一种“柔情”，全心全意为全人类服务——本土乃至全球的客户。

　　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应该“在商言商”。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判断，如果不保持独立性，自己也会有灭顶之灾。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从此以后，我们从小每个人都受到的教育是“我是主人”，如果大家都是主人，那谁来做仆人呢？服务精神的缺失是很可怕的。银行业就是一个服务业，要有服务员的服务精神。

　　第一篇：长板凳上的现代银行

　　“银行”一词源自意大利语“Banco”，和现在的英语“BANK”接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英文的“bench”，即“长板凳”。

　　近代银行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那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高速公路，大家的交通都靠船运，由于威尼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当时的贸易中心。也正是由于各地贸易的需要，需要对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进行鉴别、估价、存管，同时要放账，这就孕育了第一代的近代银行。

　　但银行家和“长板凳”有啥关系？那时在街市上各地的商人要找银行家非常好找，他们每个人带一个长板凳，就在长板凳上进行交易。一个大口袋装着所有的单据和契约，另一个大口袋装着各种各样的货币——“坐在长板凳上的人”——就是最早的银行家。

　　有时一船货遇到海难，货没了，欠了别人的钱到时候也就兑现不了，大家找银行家；有时他经营不善，风险掌握得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把这个长板凳给砸了。于是就出来一个英文字叫“bankruptcy”，这就是破产的来源。

　　这里面有两层深一点的意思：

　　第一，早在11世纪商业中就已经出现直到今天我们都应“顶礼膜拜”的，就是金融的契约精神——借钱的人必须保证，连本带息全额及时偿还；放账的人相信借钱的人以后有能力、有意愿来承诺自己的债务，这是双方面的契约精神，也是市场上很重要的信任来源。

　　第二，这表明已出现“有限责任”的概念雏形，这使得商业能够延续。当众羞辱你，把你的板凳砸了，从此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个地方银行界你别想进来，你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们并没有把你给杀了，因为这是有限的责任。

　　1694年创办的英格兰银行是世界最早出现的股份制银行，一开始它不是英国的中央银行，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出现了一个标准化的股份制银行，它由股东吸收资本并由此来权衡风险。

　　1897年，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世纪50年代年我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还有这个牌子，后来公私合营了。

　　在1904年清朝的户部(类似现在的财政部)，有官员呈送奏折给皇帝：大清天下，有这么多的钱庄，民间有这么多的票号，不可以没有一个国家的银行来主导金融的命脉。于是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目的在于整顿币制，推行纸币，以济财政。到1908年，大清户部银行把“户部”两个字拿掉了，就是要把财政和金融分开，就叫“大清银行”。

　　大清银行在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就被清盘。1912年，经孙中山大总统提议、当时的参议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正式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有观点认为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户部银行或者大清银行，但其实没有根本的联系。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因为在理论上大清户部银行清算后，不是所有的人马都到了中国银行，关键也没有继承它原来的资产与负债，而是组建了另外一个国家银行。

　　第二篇：马克吐温和邓小平眼中的金融

　　古今中外银行业就褒贬不一，有人爱也有人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很不喜欢银行家，他有一句很经典的评价：“什么叫银行家？银行家就是在大晴天把伞借给你，天色一变就要把它拿回来。”

　　我做银行之前看到这句话感到很好笑，但是做银行以后，我认为它是对银行家的一种表扬，因为银行家是要承担风险的，他的钱是别人借给他、存在他那里的钱。因此，大晴天时银行家可以借伞给你，如果他知道明天会有暴风雨或是12级台风，就一定会提前请你把伞还回来。你最好待在家里别出去，如果出去有伞也不管用。要是你把伞都弄坏了，我就一把都收不回来。

　　马克-吐温还讲过一个笑话：在他住的镇上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大银行家，用高价玻璃做假眼珠子安在左眼上。大银行家对马克-吐温说：“马克，我今天跟你打个赌，你要是能猜对我的眼睛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就马上给你一千美金。”在当时，别说一千美金，就是一美金也要折腾一个月才能挣到，那还是比较体面的工作，不是苦力活。马克-吐温马上回答：“不用，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指着银行家的假眼说：“只有这只眼睛里闪烁着慈善的人性光辉。”

　　这个故事表达了很多人对银行家的认识。我没做银行的时候也感觉银行门槛高、门难进、脸难看。我小时候放学路上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小吃店和面包店，最不爱去的大概就是银行了。

　　当然也有很多褒奖。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同志给予了金融很高的评价。他当时视察上海，讲过一句著名的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我的好友、上海市委的一个副秘书长告诉我一个小插曲，原先邓小平同志讲的不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是“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市委把整理好的讲话稿送到邓办后，小平同志在做审阅时在那句话里加了“现代”两个字。

　　小平同志的提法还是很到位的，我们有五千多年的光辉历史，出现经济活动也有几千年了，但是金融堪称核心、发挥作用，主要还是在现代。

　　第三篇：呼唤银行业的风骨

　　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应该“在商言商”。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判断。要有操守。如果不保持独立性，自己都会有灭顶之灾。

　　一、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看契约精神

　　威尼斯有个商人叫安东尼奥，他为人正派而且充满激情，他为了帮助自己的穷朋友向犹太商人夏洛克借了三千块。

　　安东尼奥曾经批评、羞辱过夏洛克，引发夏洛克一直怀恨在心。他为了报复安东尼奥，情愿不要利息，提出如果三个月后安东尼奥不能还债，就从他心口附近取一镑肉。为了朋友，安东尼奥只能同意这个骇人听闻的条款。

　　三个月过去了，货船发生意外、在大海里沉没了，倒霉的安东尼奥没能等来他的货船，更无法偿还夏洛克的债务。于是，夏洛克跑到威尼斯法院起诉安东尼奥，请求执行契约。担任法官的威尼斯公爵元老们在法庭上劝说夏洛克回心转意，但他坚持不改心意。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安东尼奥友人的未婚妻鲍西娅假扮法律权威来到了法庭上。鲍西娅首先宣布“契约上所签订的惩罚与法律条文的含义并无抵触”，接着她话锋一转：“夏洛克有权在安东尼奥的胸前取一磅肉，但是契约上只写了一磅肉，却没有说要给夏洛克一滴血，所以如果在取肉时流出一滴基督徒的血，或者所割的肉超过一磅或不足一磅，那就是谋杀。按照威尼斯法律，夏洛克要抵命并被没收全部财产。”听到这些话，夏洛克还敢坚持执行吗？安东尼奥便这样捡回一命。

　　当然，这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它的法学逻辑，但它很好地演绎出契约精神的重要性——在很早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石。

　　在地中海商圈形成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统治整个地中海地区。商业交换的成功，需要彼此对于守约达成共识，这背后的推动力是双方的经济利益。

　　信守诺言并相信对方也将同样处事，这样的信念逐渐上升为“约”的神圣概念，违约被视为禁忌，以此保证商业的维持。

　　“契约”源于拉丁文，原义为交易；契约精神的核心是自由 平等 守信，这被称为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

　　在中山大学课堂里，学生们曾讨论贩卖奴隶的案例。我问，贩卖奴隶也是有契约的，那么这种契约符不符合法理？很多学生举手赞成，他们认为有契约就得执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被他们忽略了——首先要有自由、平等和守信，而后才能有契约。而奴隶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被交易的。

　　契约精神强调，任何时候都没有人拥有超脱契约的特权，这是一道难能可贵的紧箍咒。如果我们不强调契约精神，就会可能看到为官者凭权势压之，为商者用名利诱之，为民者以私心抗之。

　　二、缺乏银行家的风骨精神导致美第奇家族最后的没落

　　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家族无法回避，那就是美第奇家族。美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银行，人们对美第奇家族津津乐道的不是他们在金融业的地位，而是在于美第奇与艺术家、科学家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没有美第奇家族，就不会有欧洲文艺复兴。

　　美第奇银行的组织结构与现代股份公司非常相似。但是该行和教廷、那不勒斯王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决定了该行独特的业务往来和投资方向。为教廷行使财政管理职能，服务特权阶层是欧洲中世纪意大利银行经营的一大特色。

　　美第奇银行扩张的时候，正值欧洲开始结束蒙昧时期。教廷的触角依然遍布欧洲，教廷从所有基督教地区收取贡金。如果有人交钱晚了，就会受到教会惩罚；如果没有交，他就会受到诅咒而下地狱。成千上万的金币通过美第奇的金融网络汇到梵蒂冈，也让美第奇家族获益丰厚。

　　美第奇家族在获得丰厚收益的同时，也丧失了金融家的风骨精神。凭借着宗教与政治的力量，美第奇家族在整个十五世纪呼风唤雨。家族先后诞生了三位教皇与两位皇后，与教会的“姻缘”不仅保护了美第奇的财富，更赋予了他们攫取更多财富的权力。

　　然而好景不长，到1504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美第奇家族便衰败了。这个结局无可避免，因为美第奇家族把自己的命运和教会捆绑在一起，而没有为社会大众提供金融服务，因此难逃马丁-路德新教会改革的影响。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4世纪早期，意大利金融业一直掌控在佛罗伦萨的巴尔迪、佩鲁齐和阿奇艾乌奥利三大家族手中。

　　拿今天的话来说，这三大家族都倒在官商勾结上。由于他们的两个主要客户——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和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这两个不愿偿还贷款和缺乏契约精神的人。

　　三、“钱王”王炽

　　他在英国《泰晤士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19世纪世界百位富豪”中排名第四，也是唯一一位上榜的中国人，他就是云南人王炽，俗称“钱王”。

　　王炽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一位一品红顶商人，而且封的是“三代一品”。(说到红顶商人，可能大家首先想起来的是胡雪岩，其实王炽跟他同一时代，官阶比二品的胡雪岩更高)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昆明石龙坝水电站、昆明第一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电灯公司是王炽创办的；光绪九年，出资助清兵入越抗法(即史书记载的1884年中法战争)的人是王炽；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中国第一条铁路”——滇越铁路路权的，也是王炽。李鸿章曾称王炽：“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所创办的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左右清朝的金融市场。到1904年，户部看到金融市场在民间商人手中控制，觉得此事不妙，遂成立“大清户部银行”。

　　王氏家族就是少了银行家的风骨，王炽虽然很懂商业，但是他太在乎和清王朝的关系。他把瞄准清王朝各级官员来放贷，其中有公款也有私款。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成为王氏家族衰败的节点。全国发生大动荡，与清王朝关系密切的“同庆丰”受到了巨大亏损。当地商号倒闭后，经营钱庄的各地天顺祥分号损失惨重。同庆丰在辛亥革命前贷给清王朝各级官员的公私款，顿时无处讨要。各处分号负责人更是开始营私舞弊、携款潜逃，让王家雪上加霜。“同庆丰”业务一落千丈，不得不逐个盘点收庄。

　　四、徽商、晋商在金融活动中的政商交往事例，以胡雪岩、乔致庸为代表

　　19世纪的中国曾出现过两个商业奇才：南有胡雪岩，北有乔致庸。他们一个是徽州绩溪人，一个是山西祁县人，两位年龄只差五岁。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生意往来，但在金融业务上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为左宗棠筹措过军饷、借过外债，用自己的资产负债为左宗棠冒了极大风险。

　　先看下胡雪岩，1823年出生于杭州一个贫寒家庭，爸爸早年去世，十二、三岁时他去钱庄当学徒。聪明伶俐的他很快被升为跑街。“跑街”相当于现代公司业务部的客户经理，平时需要出去见大客户。才十几岁的他由此熟知了官场做派和世事人心，为日后在官商两道游刃有余奠定了很好基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王有龄。

　　胡雪岩认识王有龄时，后者不过是一个落魄子弟，家道中落，怀才不遇。但胡雪岩跟他一谈后发现此人不凡，于是慷慨解囊，资助他北上。王有龄此后官运亨通，并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胡雪岩，。特别是王有龄担任浙江巡抚时，胡雪岩得到代理官饷的业务，他很快积聚了大笔财富。

　　不久，太平天国起义，杭州城被攻破，王有龄自杀了。痛苦中的胡雪岩很快又找到另一个靠山——左宗棠。他对胡雪岩说：“你可以跟着我，但我打太平军时你得帮忙上粮草。”胡雪岩答应了帮左宗棠解燃眉之急；后来，左宗棠需要洋枪、洋炮时，都是由胡雪岩去借洋债，因为洋人只相信银行。

　　1876年，左宗棠上书皇帝嘉奖胡雪岩，胡雪岩受赏黄马褂、二品顶戴，出尽风头。

　　然而，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为遏制左宗棠的势力，便开始找机会打击胡雪岩。胡当时经营出口丝业，投资2000万两屯积生丝，垄断居奇，“举江浙二省之育蚕村镇，而一律给予定金，令勿售外人，完全售与胡氏”。1882年洋商对胡的垄断生丝无可奈何，“一斤一两亦不可得”。

　　次年，胡又试图联合华商垄断，无人理睬。此时洋商已经彻底被激怒，“共誓今年不贩生丝”，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使其期货交易彻底停滞。胡放了一年的生丝不得不到期折本出售，损失八百万两。

　　此时上海道台邵友濂又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胡雪岩没有现金之后，无奈中做了一件没有风骨的事情——他从自己的银行调现银80万两以供周转。消息不胫而走，市场大哗，说胡雪岩挪用阜康存款。挤兑首先发生在杭州府，泰来钱庄倒闭。后来各地皆发生挤兑风潮。

　　胡雪岩一落千丈，去世时非常凄凉，家里的仆人全部遣散，到冬天家里甚至没有取暖用的炭火。据考证，胡雪岩临终前说：“白老虎可怕。”这“白老虎”说的就是银子。

　　乔致庸，1818年生于祁县乔家堡，他在包头先开了商号“复盛公”，然后又开设复盛兴、复盛全、复盛西，复盛兴、复盛和，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网络。到今天包头还有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最初乔致庸的商号都是经营米、粮、茶、盐，后来他又开了票号做银行。大家都讲这个人是死不起的，如果哪一天他撒手不干了，整个包头都会瘫痪。除了称雄于包头地面的“复字号”，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也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鼎盛时期的乔致庸家财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这里有一个故事，预示了乔致庸可能面临的风险。当时，担任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号的主事叫贾继英，后来他还当过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行长。这个贾继英曾借给朝廷30万两银子，结果取得了慈禧太后西行后税赋收入的汇兑权。他擅自借款，乔致庸不仅没有责备，反而大力赞赏。

　　乔家衰落始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乔致庸1907年去世，享年89岁)。1925年北洋军阀时期，冯玉祥部队向西北撤退，军饷由包头商号筹垫，乔家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损失粮食300万担，加上其他损失，合计约150—190多万银元。乔家当时没有做任何拒绝，而是自觉介入军阀混战去扶持这些势力。

　　按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盘踞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而言，福祸就在两可之间。

　　五、从民国时期蒋、宋、孔的金融博弈看宋子文的金融家风骨

　　宋子文是一个金融天才，不但学得很好，实践也不错，他是有点风骨的人。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并出任大元帅。宋子文经由宋庆龄举荐，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回国后在财政方面辅佐孙中山。

　　1925年，年仅31岁的宋子文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在任期间，宋子文筹建中央银行，统一广东财政，对财政机构和征税体制进行整理，这一系列金融举措为北伐提供了财政支持。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希望宋子文继续留任。1928年1月，宋子文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后来他先后做过五年中央银行行长、九年中国银行董事长。

　　宋子文管经济后不久，就和妹夫蒋介石产生了重大的矛盾。在宋子文看来，蒋介石没有任何金融和经济知识，“财政和中央银行就是他(蒋)的金库，他(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宋子文一直希望能仿照欧美“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国民政府预算制度。他认为，蒋介石的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要走程序，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当时国民政府军费预算大幅增加，而宋子文非常不配合。蒋介石先是在家里骂，后面矛盾越来越大。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宋子文力主抗日，称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走的做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但蒋介石仍固执己见，宋子文遂于1932年6月4日提出辞职。

　　这时，孔祥熙自启程赴欧美尚未回国，蒋介石对宋子文加以挽留，双方互作妥协：宋子文同意担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则许诺提升宋子文为行政院长。1933年3月，孔祥熙回国，4月6日接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

　　就任后，孔祥熙为保证充足的军费开支而大量印发钞票，四个月间透支央行6000多万。1933年，每月财政赤字将近一千二百余万元。这一期间，宋子文赴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会后辗转英、美、瑞士等国发表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演讲，并争取到美国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回国后面对严重透支局面，宋子文心想这还得了。他去找蒋介石，说这样下去自己就不干了，两度辞职未果后，宋子文这回索性辞得一干二净。

　　后来，由于财政金融状况恶化，同时接连卷入鲸吞美金公债储券、黄金舞弊案等丑闻，孔祥熙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宋子文重新受到蒋介石重视。1945年年初，孔辞去财政部长；年中，孔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和四联总会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后一职位由宋子文接任；年末，宋子文出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撤孔之举尤嫌太晚矣！”

　　六、德隆案例：国有和民营并不是只有哪个就一定能搞好哪个就一定搞不好，但丢掉风骨都会荡然无存

　　成立银监会后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参与扑灭德隆的火灾。这件事情得从头说起。起初德隆在新疆做得很不错，其核心主业有四大类：红(枸杞子、番茄、西红柿)、白(长纤维的新疆棉花)、黑(汽车配件)、灰(水泥)。

　　生意本来做得很好。后来开始异想天开，想做很多不在自己核心领域的事情，再后来成立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参股深发展、中青旅、合金投资、北方证券、新世纪金融租赁、东方人寿保险、汇源食品、德宏证券、ST中燕等等。

　　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关联，利用他们自己的关系去影响各个省、各个领域的人，完全不去了解旗下一共有多少家企业，德隆迅速滑向一个错综复杂的杂牌金融系统。

　　当时德隆做得风生水起，再往下就开始烧火了，负债率高企，资金链断裂，火从新疆烧到全国各地。当时堵在我们新疆银监局门口要钱的群众都围在门口，里面的人根本没办法出来，要吃饭都是从外面递进去。德隆后来受到了审判，但这四个兄弟中有的人非常有身份，在省里有头有脸，我们处理他们时受到干扰，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坚持依法处置，把它了结了。

　　今天民营机构参与金融，我们由衷欢迎，但不要有这样一个误区：好像国有和民营只有哪一个能搞好，哪一个搞不好；最重要的是，不能把风骨丢掉。

　　我认为银行家要坚持在商言商，在自己独立、专业判断的基础上，能做的事情尽量去做，而且把它做好；不能做的事情千万别做，因为必须要有自己的操守。

　　第四篇：金融业不仅要“风骨”还需要“柔情”

　　银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要有端盘子的服务精神。多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有一个偏差——其实，有主人翁意识不等于人人都是主人，如果大家都是主人，那谁是仆人呢？缺失服务精神是很可怕的。

　　银行呼叫中心电话打不通不是技术问题，其实是管理问题，是银行文化的问题。做好服务业，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要有敬畏心。我做了三十多年银行，越深入这个行业却越感到生疏，越觉得自己要学习，一定要如饥似渴地去追赶。今非昔比，真是“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如果我们没有敬畏心，反而是一种骄傲的心理。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做事肯定做不好，一定要抱着仆人的心态，用心地服务，而不能是喊口号。

　　毛主席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很正确的。现在来解读这句话，可以进一步理解成“全心全意为全人类服务”。今天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每个行业都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因为服务对象已不仅是中国人。

　　一、“卧担架进银行”有原则没人性

　　因为银行规定改密码必须本人亲自来，10月12日中午，西安75岁病重老汉被挂着氧气用担架抬进某银行营业所。5名医护人员把老人抬到了柜台前，艰难完成了密码重置。

　　白岩松在《新闻1+1》中评论说：“病重老人要用担架抬到银行来修改密码，这种冷漠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银行固然有规定，难道死的制度就是为了难为活人吗？”

　　二、取钱须本人 中风老翁猝死农信社

　　无独有偶，9月27日9时许，邓某芳的儿子邓汉林带着邓某芳的户口本、两张身份证(一代证姓名为“邓某方”，二代证姓名为“邓某芳”)去了信用社。由于办理存折所用的一代证与二代证有一字之差，信用社某工作人员便让邓汉林去村里开证明，证明二者为同一人。

　　然而，当邓汉林拿着村里开具的证明再来时，信用社又以当地派出所没有盖章为由拒绝了他的取款要求。无奈之下，邓汉林又到当地派出所盖章。从派出所回来后，信用社工作人员问邓要取多少钱，邓告知3万，信用社工作人员又告诉邓汉林，“邓某芳要亲自来信用社。”

　　邓汉林告诉工作人员，父亲病重在家打针，无法前来，希望能通融一下。信用社工作人员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打针你就拔了针头让他过来。”。

　　随后，邓汉林回家跟亲戚商量，决定用双轮木板车把邓某芳拉到信用社。“11点从家里出发，去了几个亲戚，有人打伞，有人拉车。”

　　到信用社后，工作人员同意取钱。邓汉林等要求说上述话的工作人员给老人道歉，工作人员没有出来，于是又僵持着。13时10分，新垌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宣告邓某芳死亡。

　　邓汉林说，邓某芳死后，双方一直僵持到当晚9点多，最后以信用社赔偿13万而告终，“太荒唐了，怎么能这样侮辱病重老人？”

　　这些都是非常沉痛例子。银行业做到今天，是不是也有柔情的一面？当然有。

　　三、国际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走进贫民窟里的银行家

　　亨利-杜南，瑞士商人和人道主义者，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红十字会创办人，后人尊称他为“红十字会之父”，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曾是瑞士一位富有的银行家、金融家。如果没有1859年6月24日发生的一切，他的生活应该是一切照旧，然而这一天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瑞士政府派杜南去和拿破仑三世商议一笔将惠及瑞、法两国的交易，但拿破仑本人并不在巴黎，而是在苏法利诺平原准备对奥地利开战。亨利-杜南希望在战争之前赶到战场，但他还是去晚了一步。他的马车停在一个可以俯视战场的小山上，突然间军号嘹亮，枪声大作，炮声隆隆，双方军队正在激烈厮杀。

　　亨利杜南在小镇上看见所有房子里都挤满了残员、伤兵、阵亡士兵的尸体，他感到伤痛不已。年轻的银行家在这个小镇待了三天，想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这些士兵。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伤兵的痛苦，亨利开始用银行家的力量来推动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如今，全球超过190家国家地区加入了他所推动的红十字会组织。

　　四、贵州贵定县村镇银行的赶集服务

　　在我担任银监会主席时，曾为“消灭空白金融服务乡镇”去贵州调研。当我看到贵定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设有一个便民服务点，专门在赶集日开展服务时，我觉得非常感动。

　　每逢赶集日，信用社就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连续经营，中间无休，因为农民赶集不可能休息，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带上干粮作为午饭。

　　五、马百党的故事

　　2008年两会我被派往陕西代表团听取意见时，休息时，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走到我面前，自报家门叫马百党，他在陕西澄城县、大荔县交界的魏家斜村当信用社的信贷员。一聊天才发现这个只有高小文化的人创造了一个奇迹：37年来，他个人累计发放贷款六千多万元，没有一笔滥账，没有一笔人情贷款。

　　马百党对自己负责区域的所有农户了如指掌，他家家上门跑，哪一家离家打工走了，哪一家是种田好手，哪一家不会种田，全都一清二楚。马百党送贷上门、揽储上门，深得群众信赖和尊敬，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支持成世界文明村和富裕村。

　　我问马百党：“你有什么办法37年在乡下放这么多款不出烂账？”他回答我三句话：贷早贷迟、贷多贷少、贷你贷他。

　　“什么叫贷早贷迟？”他解释道，你一定要知道他想做什么，如果他要抓小猪，明天是赶集日，你今天得给他钱，让他明天抓猪苗回来；但如果早几天贷了，他一定打酒喝了。有很多农业户是种水稻和种其他杂粮的，你得及时给他钱，让他去买种子、买化肥，过了季节，给他再多钱，地里也种不出来粮食来。

　　“什么叫贷多贷少？”他说，一个带功能的蔬菜大棚要十万元，他如果要八万，那他可能是第一次搞大棚，那是去年的价钱。因此，你得给他多一点儿。但是如果他说多了，你得扣住，否则他又去拿钱打酒喝了。

　　“什么叫贷你贷他？”能贷的都贷，不能贷的你得看穿他，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未必能种好地，有人勤劳、有人懒惰，因此心里要有数。

　　这就是他的风骨，也是他的柔情，他没有出现一笔人情债，这样的人我很佩服。

　　六、徐州面粉厂的故事：用专业能力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1987年，我从英国回国，到江苏省中国银行上班。江苏只有苏北地区能产一点像样的麦子，但用那个麦子加工出来的面粉质量远不如北方，需要先加工成精白面。当时他们准备用500万英镑的出口信贷买设备来改造面粉厂，那就必须有个转贷行，由中国银行江苏分行承接这个项目。

　　1988年，时任徐州市的副市长汪光焘为这事还曾半夜里赶到我家把我叫起来。那时候，从徐州赶到南京路远，又没有好公路。他赶到南京时已是下半夜三点，去敲我家门，我想赶紧给他们张罗早饭吃，他说：“不要紧，我们到外面买一点吃，重要的是徐州面粉厂的技术改造项目。”

　　谈项目时，我发现其中有一个问题，技术改造要借英镑，那就需要先拿人民币兑换美元，再用美元去买英镑，这中间存在汇率风险。1987年，美元兑英镑还很坚挺，但我发现美元可能很快会有一个大颓势，如果英镑对美金升值(从当时的形势看极有可能)，则意味着今后五年将每年两次、一共十次的还款，徐州面粉厂可能要用更多美元去换英镑去还同样的债务。

　　我后来建议他们做一个每一期还款时的美元兑英镑的远期。这是很大胆的，因为市场也可能走反。但我掌握了大量信息，深思熟虑，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由此实现锁定当天较少的美元可以买未来较多英镑的效果，使他们避免了大量外汇风险。

　　果不其然，过了1989年高峰以后，美元一路贬值，英镑出现升值高峰。我之前的建议帮他们少花了不少人民币，这是中国银行地方省级银行做的第一笔外汇保值业务，而且完全是客户没有提出来的要求，但我觉得我们应当帮助他们。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讲过一句话，非常警醒：“利润，是否定信任的信号。”在市场经济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今天，但愿我们都不丢掉客户的信任，不丢掉服务的宗旨。

　　我的老同事杨再平问我：“当我们的银行家还是高度行政化的时候，风骨很难做到，柔情也不一定做得好。他们追求风骨和柔情，是不是还会受体制影响？”

　　我回想我自己一生从事的金融工作，一直生活在不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下，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这让我能够深耕，同时参与到这个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

　　比起过去，现在年轻人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但这当中就需要有相对的确定性——我们要坚持什么、努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办成，可能会有人碰得头破血流，也会有许多事情令人感到遗憾。但是，遗憾之后，我依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我们个人的努力都是有限的，古今中外都不太可能有完美的体制机制让你去尽量发挥。当体制不完善时，更加需要风骨和柔情。同时，也要善于反思，去思考体制怎样才能更好。

　　我们提了很多意见建议，能吸收十分之一就已经很欣慰了。要坚持建言献策，也许我们人微言轻，也许决策者会对你的建议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请不要气馁。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作者：刘明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党委书记。)（本文有私人银行家俱乐部理事张天宝推荐阅读）（CPBCLUBCPBCL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