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岸元：金融改革需彰显大国战略

　　金融发展必须坚持实体经济需求导向；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最优金融市场结构并不存在，每一经济发展阶段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市场结构；鉴于金融市场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不可能追求在每一个时点的结构最优。在工业化加快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投资情况下，大型银行类机构集中提供间接融资的效率更高；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情况下，面向中小创业企业的直接融资，应得到更快发展。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调整、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任务日益紧迫，必须改革国有大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张岸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侧重银行系统、忽略市场资源配置的“裙带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受到广泛诟病，“昂格鲁-萨克逊”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被视为具有普世价值，成为发展中国家改造本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参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恰恰由美国这样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风险管理金融模式”的国家引发，这引起关于不同金融体系优劣的新一轮争论。具体到我国，以下三方面问题尤其值得关注。首先，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选择金融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成熟”、“发达”的体系一度深陷危机，而我国金融体系反而受冲击较小，理论界对此的一个解释是，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较低，尚十分幼稚，不至于“犯成年人的错误”。 该解释是否暗含着这样的逻辑：华尔街仍是值得借鉴的模式，我国金融仍要沿着该模式发展深化，终究也犯与美国一样的错误？

　　其次，随着全球最大几家金融集团陷入困境，无论从资产规模，还是从市值看，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成为全球最大银行——这显然与我国银行业竞争力不相符合。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的情况曾经出现在日本，但随后，由于多种原因，日本金融业陷入严重困境。我国超级大银行的出现是否是“不祥之兆”，我国金融有无可能重蹈日本覆辙？

　　第三，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如，摆脱信贷规模控制之后，银行放贷冲动无法遏制，冲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度”；金融机构针对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当局无法监测信贷投向等。这些中国特色的问题有无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以上三个问题很难有理论上先验的结论。围绕金融体系这样高度抽象化的问题开展研究，其理论价值大于实际意义。体系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便体系优劣之分有明确结论，改变体系也要从市场结构入手；体系之变主要体现为结构之变。从我国情况看，所有改革在推进方式方面都选择渐次展开、分步推进的道路。金融体系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十二五”期间，从层次上低于体系的市场结构问题入手，围绕金融运行中的具体问题、现实矛盾，可能更加容易形成结论、达成共识、出台政策、解决问题。

　　我国金融体系大国战略不突出

　　一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居于主导地位，金融资源的占有、分配高度集中。目前，在我国银行业资产总额中，中农工建交五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超过一半。金融资源的分配渠道高度集中，国有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二者合计占新增贷款的比例经常在80%以上；资源分配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省区，京沪粤浙苏鲁等东部沿海省市，经常占信贷投放的50%以上；城乡金融资源分配差距较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占资产总额一直徘徊在10%上下。

　　二是金融机构发展战略、业务模式普遍趋同。各大机构在发展战略和业务模式上没有明显区别。大批农信社、城信社选择市场化改革道路，向商业银行方向发展；只要基本条件具备，都以上市作为最终目标。金融机构间利率、费率竞争受到限制。普通金融服务和保障性金融服务没有有效区分，“穷人的银行业务”存在边缘化趋势。世界各国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始终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明确了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道路，政策性金融发展前景堪忧。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为例，政策性金融缺位，大量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重建责任依靠财政兜底。

　　三是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债券市场发展和财政、准财政关系密切。直接融资占比较低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不仅如此，我国股票一级市场在规模和价格方面同时存在管制，价格和行为扭曲明显；二级市场投机气氛较为浓厚，市场大起大落，指数长期成长性低于经济增长率水平。债券市场方面，地方政府缺乏正规债务融资渠道，相当数量企业债具有市政债券性质，隐含政府担保。

　　四是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发育不全，存在价格扭曲。在全球金融大国中，像我国这样主要市场的定价机制——利率形成机制、汇率形成机制、股票发行定价机制——同时存在缺陷，市场长期在基本价格扭曲状况下运行的金融体系很不多见。始于2004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历时5年，仍在不断推进；始于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已历时4年，仍在不断完善。发行审批和询价制度缺陷，导致新股上市高溢价和高市盈率反复不断出现。

　　五是垂直集中领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一行三会”严格分业监管模式的监管效率存在降低趋势，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同时存在。分业监管模式无力对境外混业的外资金融机构开展有效监管。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其在现有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符合，金融稳定、金融发展、货币政策传导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地方金融监管作为派出机构，不承担区域金融发展责任，金融监管和地方金融发展有所脱节。

　　我国金融体系有着较强的宏观效率，突出表现在储蓄动员和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两方面。

　　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平衡。两次金融危机之间十多年间，我国维持了9.4%的经济增长率，但单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储蓄达4.5%，大大高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经济运行不平衡的方方面面背后，几乎都有金融原因。如，大银行体制下，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地方金融发展落后，金融资源向沿海大城市集中，进一步扩大区域差距；国有金融占主导作用，银行体系难以为民营经济提供有效融资服务，债券和股票市场主要面向国企和政府，进一步导致政府越界、国进民退等。

　　对外竞争性和扩张性不足难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输出要求，是我国金融体系最为显性的缺陷。当前对外金融面临的核心问题，一是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这两方面都受到金融市场体系的制约。无论是汇率形成机制及资本管制现状，还是金融对外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状况，都不能满足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在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方面，采取金融外包模式，围绕国际资本市场开展的对外投资思路，只是狭义的资产组合调整，盈亏都只具有财务意义。它体现不出大国战略，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存在明显脱节，资产安全受制于人，不排除发生巨大损失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