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四大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

　　4.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战投与银行之间的合作效果无疑与其在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战略有关。“汇丰银行在全球很多地方都要做成本地银行，都要自己开设分行，与花旗银行的风格一样。”谢孝衍认为。

　　与其他战略合作关系相比，汇丰在交通银行的地位显得更为强势，其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财政部持股(20.36%)仅仅低不到2%，且拥有在政策放开后增持到40%的权利。分析人士认为，相对较大的话语权也正是汇丰银行表现积极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3月26日，交通银行宣布，汇金公司将持有的交行30亿股H股(占总股本的6.123%)无偿划转给财政部，这一措施被认为是巩固财政部在交行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不过，在谢国忠看来，交行本身有别于其它几家大行，国有股比重相对较少，股权更加分散，商业化程度更强，“相比较而言，外方更认同交行，也乐意更多投资”。

　　相比汇丰而言，美国银行显得更“一心一意”。与建行合作后，它将美银亚洲子公司转让给建行，并提出三项承诺：不在中国另外设立零售银行机构，全面转移其经营管理的经验和技术，全力支持 建设银行构筑全球网络(包括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这种专一的态度与其自身零售银行的特点不无关系。

　　作为美国最大的零售银行，美国银行的优势在零售业务，而发展零售业务需要庞大的网络。美国银行要在中国建成较大规模的网络，无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及高昂的成本。但通过投资建设银行，美国银行得以间接成为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RBS入股中行以前在中国籍籍无名，亚洲业务在其全球业务中占比很小。投资中国银行就是为了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上找到一个立足点。但在成功收购荷兰银行之后，RBS开始显露出其在全球市场上的野心。

　　“与战投的合作情况也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路径有关。”陆磊认为，可以将引入战投的国有银行分为两种模式——建行、中行和交行的存量重组模式，以及工行的增量扩张模式。

　　他认为，建行、中行和交行采取了存量重组型外资引进，其隐含的制度需求是，中国需要若干家与世界通行标准相一致的大型商业银行。资金需求并非引资的主要目标，改革的核心在于如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原有的国家控股显然与现代银行制度不相符合，引进外资从而在制度上改变国有银行现状是其最优改革路径，因而资金仅仅是制度的载体。

　　工行和即将股改的农行因其规模巨大、历史包袱较沉重，且在货币、存款和信贷市场上具有“寡头”垄断性质，一方面外资缺乏进入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在渐进式转轨进程中，诸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导致国家仍有保留对特大型商业银行控制权的现实需求，故工行和农行更多地在“国家主导存量、外资参与增量”的改革模式下进行重组，重组进程也就呈现出渐进式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