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行行长自述：我为什么帮企业美化报表获贷？

整理：轻金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陈植 

看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因违规放贷而被罚4.62亿元、多位当地分支行高层被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的新闻，一家股份制银行华东地区一级支行行长许杨（化名）有种说不清、道不尽的唏嘘。

“坦白说，他们的做法的确不对，但我能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一旦出现坏账，分行支行从行长到客户经理不但超额业绩奖励荡然无存，还影响他们的晋升机会，这导致一些支行行长与分行上下串通、采取一些违规行为，企图瞒天过海。”许杨直言。

在他看来，一方面是经济进入转型期导致企业不良贷款逐渐攀升，令银行员工工作压力骤增，每拓展一项业务都要担心会不会触发新的坏账风险；另一方面，业绩考核压力与日俱增的同时，银行员工收入却在下滑，这导致业务管理难度加大。

“有时一个月要为此失眠几天，尤其在业务骨干递交辞呈、辖区企业告知不能按期还款、上年度业绩未达标、增加业绩考核指标时。”许杨直言。

不少支行行长都面临相似的处境，其中个别分支行行长顶不住“压力”，通过协助贷款企业美化财务报表争取新贷款“借新还旧”、或“指导”企业寻找空壳公司采取承债式收购等方式腾挪不良贷款，以此掩盖自身坏账状况、粉饰业绩，换取超额业绩奖励与晋升机会。

“这种做法迟早会出事，因为这会带来分支行一系列业务操作失控，但从另一角度分析，若超额业绩奖励与晋升机会，能与坏账处罚等考核脱钩，这类风险事件的发生几率或许会降低。”许杨坦言。

许杨告诉记者，从2011年因超额完成存贷款业务指标被提拔为支行行长后，自己在这个工作岗位已近6年，过去6年的职业历程可谓是“高开低走”。

“事实上，刚担任支行行长时恰逢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我的工作变得格外简单。”他回忆说。当时分行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寻找合适的企业发放贷款。一时间，他接触过众多大宗商品贸易商，通过引入大宗商品抵押贷款模式迅速做大贷款规模，然后再通过“以贷养存”的方式，轻松完成存款指标。

即便分行提出拓展财富管理的要求，他都能轻松让贷款企业认购相应理财产品，协助分行完成理财产品销售工作。

“那时是我担任支行行长最轻松的日子，根本不差钱，也不愁企业会出现坏账，到时只要变个名义申请贷款借新还旧就行。”他直言。

即便随后银根收缩，他依然觉得支行行长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因为很多支行行长通过做大委托贷款业务规模，将企业闲置资金对接给那些需要借款的企业，一方面能完成分行布置的存贷款业绩指标，另一方面又能降低贷款风险。更重要的是，部分支行行长通过撮合借贷双方资金对接，还能收到不少好处。

不过，随着金融严监管与坏账上升压力来临，形势发生了变化。比如，支行原有的一些业务审批权被上收，导致一些企业客户贷款业务因风控收紧而无法获批，令他所在的支行“以贷养存”完成业绩指标的算盘渐行渐难。

从那时起，他发现不少支行业务骨干开始萌生跳槽的想法。但更严峻的冲击，是坏账处罚的考核制度，令支行行长与团队一年的成绩都“化为泡影”。

2016年，许杨所在的支行完成存款、理财产品销售、贷款等各项指标，但由于当年出现了两笔信贷坏账，导致支行行长与相应客户经理年终奖被扣除50%。

“那时与同行聚餐，他们还说我运气不错。有一位支行行长工作勤奋业绩出众，本来已经内定前往总行中小企业事业部担任高层，但由于他所在的支行在年底审计过程被发现存在一笔坏账，尽管这笔坏账不是他经手的，却被降职为支行副行长。”他回忆说。这也是个别银行分支行想尽办法掩盖坏账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许杨坦言，如今这也是不少分支行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随着宏观经济增速节奏变化，不少中小企业经营情况下行，希望银行能适度放宽还款期限，但这会使分支行的坏账压力与日俱增。

许杨也坦承，他也曾协助个别企业美化财务报表争取“借新还旧”的机会。

尽管他意识到这种做法未必合规，但基于保持团队工作积极性、确保自己与员工收入与晋升机会增加等因素的考量，他只能“铤而走险”。

同时，他会向分行解释中小企业业务发展困境，希望能给予还款宽限期，同时暂时不对支行的坏账结果进行处罚。“但要说服上级部门同意我的建议，绝非易事。”他直言。

许杨所在的银行采取贷审集体审批制。放贷时他只需协助企业美化财务报表，在集体审批过程中蒙混过关拿到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即可，但2016年起银行内部加强风控，单独设立中小企业事业部并创建一套电子合同流程化审批流程。

变更后，小企业贷款审批改成嵌入式双签制（由授信部派驻审批专员到小企业部专门审批），并以“两表两票两单”（即电表水表发票税票对账单报关单）为信贷要素制作表格式企业信息资料调查报告，供风险合规部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导致以往的灰色操作再也“行不通”。

“在中小企业事业部专员定期现场查看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时，我会直接告知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希望他们能网开一面，避免提前回收贷款导致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但最终支行与中小企业事业部员工都因坏账上升而遭遇奖金扣除、晋升机会剥夺等处罚。”他直言。

事实上，随着最近两年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他收到多家互金平台抛来的橄榄枝。“有两家互金平台直接给我开出百万年薪，邀请我担任他们的区域负责人。”许杨直言，或许这个薪酬在三年前不具备任何吸引力，但随着银行考核压力骤增导致不少支行行长年收入下滑时，他难免也为之心动。

许杨最终还是婉拒了互金平台的邀请，原因是他认为当前银行工作尽管又苦又累，却相对“稳定”，不像互金平台存在一定风险。

然而，他却阻止不了支行多位业务骨干纷纷跳槽投身互金平台。其间他也做过挽留，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不少业务骨干觉得自己很“亏”——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完成存贷款等业绩指标，却因为一两笔不良贷款被扣掉至少50%超额业绩奖金，甚至连晋升机会也被“取消”。

延伸阅读——

银行分支机构风险事件变迁： 从盗用资金到违规掩盖不良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谢水旺 马嘉悦 

银行分支机构风险事件再次成为业内关注焦点。

继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侨兴债”案被罚7.22亿元后，近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也因违规被罚4.62亿元。

“涉案层级更高，都是分行层面。”多位银行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近几年以来的银行分支机构风险事件，发现自2000年初以来，呈现几个变化：即从盗用资金、飞单到分行违规掩盖不良；从基层员工（如客户经理、支行行长）到分行层面，性质逐步升级。

从盗用资金到飞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2000年初，银行分支机构风险事件涉案事由主要是盗用资金和骗取资金，或个人参与，或内外勾结，支行行长等员工卷入其中。

比如，中行曾先后曝出开平案和高山案。

其中，中行开平案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窃案，涉案资金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2001年10月，中行发现账目4.83亿美元亏空，分析后锁定广东开平。这时，中行开平支行的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突然失踪。最后调查发现，3个行长10年来向海外转移资金4.83亿美元。

至于中行高山案则是，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采用偷换存款单位预留印鉴、伪造转账支票等手段，将河松街支行存款单位账户资金转入李东哲、李东虎实际控制的虚假公司或者空壳公司账户。李东哲、李东虎再指使他人以提现、转账、电汇等方式将资金转出，被李东哲、李东虎非法占有。

2005年以后，类似案件较少见诸报端。但是，2010年以来，支行客户经理违规销售理财产品的事件又开始浮现，最典型的就是飞单事件频发。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中，经营类指标最为重要，客户经理自身收入也与业绩挂钩，多劳多得，这种机制促使客户经理铤而走险。

比如，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嘉定支行客户经理濮婷婷违规发售PE产品案，超过1亿元，而这一产品并非该行代销产品，若成功发售，中间人至少可以获得2%的佣金，客户经理可能私自获得将近300多万元的佣金。

2012年前后，是银行飞单事件较为集中爆发的时间阶段，其后，相对较少出现。

上海一家银行支行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前些年，飞单事件频发，监管当局也进一步加强了监管力度，现在比较少了。飞单事件都要利用银行的经营场所，即网点。近几年，各家银行都在推“双录”工作，即客户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录音录像，银行加强内控，银行客户经理也就不敢违规做事了。

分行层面违规掩盖不良

近年来，个别股份制银行先后曝出大案，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不良。

“有个明显的变化，以前是个人，现在是分行层面，也就是从基层到中高层，涉及资金规模更大，事件性质也更严重。但目前都是个别案件，并不具有普遍性。”多位银行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比如，近日，银监会披露，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掩盖不良贷款，通过编造虚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权审批等手法，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和保理等业务，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775亿元，换取相关企业出资承担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不良贷款。

银监会措辞十分严厉，其评价称：“这是一起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主导的有组织的造假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手段隐蔽，性质恶劣，教训深刻。”同时指出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三个问题：一是内控严重失效；二是片面追求业务规模的超高速发展；三是合规意识淡薄。此外，该案反映出浦发银行总行对分行长期不良贷款为零等异常情况失察、考核激励机制不当、轮岗制度执行不力、对监管部门提示的风险重视不够等问题。

对此，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乱象和问题是客观存在、无法禁绝的，在监管机构强化监管的时候，这些潜藏的问题就会更快、更大规模地曝光出来，问题的曝光本身带有强烈的威慑作用，会大大提高金融机构违规或在灰色地带游走的成本。”

“违规掩盖不良等问题可能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强监管状态下，被发现的概率更大罢了。”薛洪言认为，“当前行业层面暴露的很多问题，根本上还是宏观层面和行业层面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在严监管形势下，一些违规案件就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