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监控博弈：贸易融资暗藏洗钱高风险

作者：陈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相比金融创新，我们感觉反洗钱的监管压力更大。”一家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感慨说。

2013年底央行正式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明确自贸区内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应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履行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等义务。如今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核查各类跨境业务的可疑交易，防止自贸区变成资金违规出境的洗钱新通道。

上述自贸区分行人士表示，近期发现一家跨国企业在与国内企业进行跨境贸易结算过程中，利用本国语言拼写手法的多样性设立不同账户，将贸易结算资金分散在这些账户里反复腾挪。

“我个人觉得存在洗钱的可能性。”他表示，银行应该将其所有关联账户进行识别，通过资金流向分析是否存在洗钱嫌疑。但现实的情况，银行内部尚未建立一个能够及时识别高风险账户的数据库，又缺乏具备丰富反洗钱监控经验的人员去跟踪预判这类可疑账户的洗钱行为趋势。

该自贸区分行人士直言，目前银行的反洗钱监控系统更侧重于及时发现可疑的洗钱行为，但缺乏足够的历史交易数据来针对这些可疑账户的洗钱行为趋势做出预测与风险预警。

“做好反洗钱监管，是全球银行业都面临的新挑战。”安永大中华区纠纷协调及审查服务合伙人杨益骅表示。近年，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为反洗钱管理漏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尤其是欧美个别大型银行由于违反美国法律，帮助遭美制裁的国家转移资金，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所幸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反洗钱监管体系正在逐步完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全球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有意将所有国家进行“分类”：一类是有能力自主建立反恐怖融资与洗钱监管体系的国家；一类是在这方面比较薄弱的国家，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负责协助这类国家建立一整套反恐怖融资监管体系。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作为FATF的成员国之一，中国也在考虑细化反洗钱监管的具体措施，比如相关部门可能参考欧美国家的做法，按照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风险点，设立一套反洗钱风险控制的监测体系，替代现有的18种大额交易与可疑交易监测模式。

“未来，央行可能会将反洗钱监管的侧重点，放在分析每个金融机构客户的洗钱风险可能性，并要求金融机构所有客户进行评估审查。”上述知情人士直言。

上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透露，目前涉及资金违规转移出境的洗钱路径，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个人选择在某些境外城市的赌场或珠宝店等消费场所进行虚假购物，他们先通过POS机刷卡付款“购物”，再向店家取回相应的刷卡资金，将资金“洗出”境内。随着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对这类涉嫌洗钱的珠宝店、赌场等消费场所采取名单制监控，这类洗钱路径正变得渐行渐难。

二是个人先在信用卡存入大额资金，再到境外用银行ATM机完成信用卡取现。由于这类操作具有低交易频率的特点，通常难以被监管部门察觉，这一方式能够一次性将大笔资金违规转移出境。目前，国内金融监管部门已注意到这类洗钱新模式，开始对存入大笔资金的信用卡进行资金流向监控，预防洗钱行为出现。

三是借助贸易融资渠道，采取不合理的转移定价、伪造贸易凭证、虚构货物运输与商品数量等做法，帮助大量资金违规出境。

“至今，贸易融资依然是洗钱的主要金融工具之一，属于反洗钱监管的高危区域。”安永审计服务合伙人余文谦直言。究其原因，不法分子借助贸易融资进行洗钱的手段变得五花八门，比如个别企业先在香港设立一家窗口公司，通过贸易融资从窗口公司支付大笔货款，用于进口一批商品，但事实是这批商品并未交割入境，而是留在保税区仓库，等到合适时机通过转口交易再转卖给第三方。若银行方面仅凭借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合同单三证齐全，看到货物入港就给予贸易融资，没有追查实际货物的流向，就容易被企业钻空子获得大笔资金违规出境。

上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不无担心地说：“随着自贸区贸易融资流程不断创新，银行面临的反洗钱监管压力变得更加严峻。”

他预计，未来自贸区贸易融资流程可能会与国际惯例接轨。目前的较大风险是，只要货物商品离开欧美国家港口，相关贸易企业就会向自贸区银行申请贸易贷款，若银行难以核查货物的实际交易对手方与货物交割进展情况，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将货物滞留在多个港口，虚构贸易合同实现资金违规出境。

“尤其在大宗商品跨境贸易领域，交易对手特别复杂，有时其最终卖家是受到国际制裁国家的企业，一旦银行没能查明大宗商品交易的真实交易方背景，就容易被国际监管机构怀疑其正在协助这类企业洗钱。”余文谦指出。

上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透露，银行内部已经要求对一些洗钱监管体系相对薄弱的国家的企业账户加强监管，尤其要做到“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审查”三项基础原则，严防跨境业务过程中的洗钱行为。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主要针对大额可疑交易行为进行反洗钱监管，对洗钱资金的归集路径缺乏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某些洗钱行为变得无迹可循。

一位长期从事反洗钱监控的银行人士透露，即便资金违规出境，同样面临境外国家当地金融监管部门的反洗钱监管。不法分子往往会寻找境外的合作机构，在一些反洗钱监管措施相对薄弱的国家的商业银行集中开户，然后将一笔大额资金分散划入某些境外人士的不同账户，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分期转移资金，再通过资金归集业务汇总到一个账户。由于这些账户的资金跨境划转往往呈现“高频率、小额度”的特点，如果银行难以掌握全部涉嫌洗钱的关联账户网络，就很难抓住洗钱踪迹。

为了及时发现洗钱账户网络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部分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尝试引入大数据分析模式。

具体而言，这些金融机构先通过公开渠道，收集所有与涉嫌洗钱相关的可疑账户信息，并进行关联账户的跟踪调查，再做成一个软件程序，供各家银行进行客户信息比对，从而了解自己的客户网络里，有哪些客户账户与这些疑似洗钱账户有过资金往来，从而能够迅速采取措施预防洗钱行为。

但这种做法的数据更新成本相当高。某些不法分子一旦发现自己的洗钱账户被“曝光”，就会迅速对账户进行重命名，或更换账户注册地点，以此逃避监管。而且，包括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在内的某些欧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也只是定期更新洗钱可疑账户信息，足够不法分子利用这个时间差，在相关机构名单更新前，通过重命名等方式继续从事洗钱活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这类金融机构为此专门雇佣了数百人的团队，专门负责跟踪这些不法分子是否对账户进行重命名，或者换银行开户，进行必要的数据更新。

与此同时，有些金融机构则利用大数据分析，侧重对可疑账户持有者的交易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将某些异常行为与账户资金往来进行关联分析，判断其是否涉嫌存在洗钱行为。

“就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是相对固定的，他的洗钱技巧同样存在着某种延续性。”杨益骅表示。但要从一个人海量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找出具体的洗钱技巧与操作信号，并非易事。

杨益骅透露，围绕反洗钱监管的大数据分析模型里，存在着两种数据，分别是结构式数据和非结构式数据。所谓结构式数据，主要是企业或个人财务数据与资金流水明细，这类数据只占大数据分析模型的20%，剩余80%属于非结构式数据，包括邮件里的文字、图片、聊天记录等，且这类数据正在迅猛增长。

“这类大数据分析的难点，就是要将个人日常生活里的一些聊天习惯、图片、文字内容与账户资金转移动向相关联，找出洗钱脉络。” 杨益骅举例说，比如某个可疑账户持有者每天下午3点定期向某些朋友发邮件，重复提到一些话语，随后其账户与朋友账户之间就产生某些不寻常的资金往来，此时金融机构就要利用大数据分析模型，判断其是否在利用这些话语作为洗钱信号，与他人开始进行洗钱操作，并以此预判其洗钱行为操作方式。

前述股份制银行自贸区分行人士坦言，自己曾接触过这两类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反洗钱监控模型，但他认为这些模型主要起到对可疑账户洗钱行为的辅助分析作用。银行要真正建立一套完善的反洗钱监管体系，首先要解决的还是银行之间、银行各部门之间的客户账户信息数据共享问题，便于银行内部人员完成“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审查”三项反洗钱监管的基础操作原则。

“有时我们发现一个可疑的个人账户涉嫌洗钱，但这个人可能把某些企业账户开设在其他银行，我们就无法全面跟踪他的所有资金往来，判断他的洗钱操作模式。”上述自贸区分行人士直言。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国际大型银行曾考虑将自身遍布全球的零售银行、私人银行、投资银行部门客户尽职调查工作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客户信息的内部全流通。但是，至今没有一家银行取得成功。

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客户信息保密的需要，银行之间，甚至一家银行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只能彼此分享某些反洗钱监管的技巧与操作经验；二是基于历史原因，有些银行分支机构开业伊始，就没有建立与总部相匹配的后台IT数据处理系统，若银行要实现客户信息的内部分享，就必须花费巨额资金在全球各个分支机构建立统一的IT数据系统。

余文谦透露，基于客户信息共享的操作难度，一些金融监管部门干脆另辟蹊径，比如今年3月份香港出台《有关洗钱及恐怖分子筹资活动的稳健风险管理》，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当客户开设银行账户时，银行柜台人员需询问这位客户今年有没有合理报税，并要求客户对此做出声明。

“这些声明或许只能流于表面，但其显示出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有意加强个人账户的反洗钱监管。”余文谦认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欧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则引入代理行的互检制度，加强代理行在跨境金融业务反洗钱方面的风险管理。比如国内银行与美国某些大型银行存在代理行的关系，由后者协助处理国内企业的海外支付、贸易结算、投资融业务等，因此两者每年需要完成代理行互检工作。其中包括两家银行相互向对方发一套问卷，了解对方内部的反洗钱监管标准，是否有完善的风控措施等。只有问卷答案显示双方的反洗钱监管水准处于同一个水准，才能成为代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