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战略性机遇 实现我国大型银行国际化崛起

文/邵科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1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业务稳步推进，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时机和条件已逐渐成熟，有望进入“崛起”阶段。

银行国际化发展存在阶段性特征

一般而言，银行业发展国际业务将带来明显的收益，比如规模和业务扩张不受本土限制、通过全面金融服务增强客户粘性、多元化市场和资产配置以分散风险和挖掘获利机会等。当然，银行国际化也面临较高的成本，主要包括固定投资成本、管理成本以及跨文化的协调等。但是，收益和成本与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一种“J曲线”效应，即扩张初期成本较高、大于收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收益逐渐增加、超过成本。因此，银行国际化发展往往呈现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国际化的起步阶段。由于客户的需求，银行逐渐扩张经营区域和业务，但由于边际成本远高于边际收益，银行对国际化发展前景存在疑虑，为降低退出风险和成本，主要采取尝试性的战略，海外业务的资产和收入贡献度一般低于20%，所需时间是20年甚至更长。

第二阶段，国际化的崛起阶段。由于国际化的时机和条件逐渐成熟，银行逐渐坚定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推动国际化业务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投入以至于实现盈利。根据国际银行业的经验，此时海外业务贡献度甚至可以达到70%，一般需要10-20年的时间。

第三阶段，国际化的重整阶段。国际化发展的波动不可避免，国际化银行不得不重新调整海外发展战略和组织架构，有选择地退出部分市场，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此时银行海外业务贡献度有所下降，但往往可以保持在50%左右。

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有望进入“崛起”关键时期

第一，随着中国双向开放战略的推进，对外经贸投资将更加活跃。预计到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2000亿美元，相关融资及服务需求巨大。

第二，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中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中扮演重要角色，为银行国际化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和保障。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众多国家的欢迎。

第三，人民币地位提高，银行国际化具有货币优势。当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六大支付货币，随着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更广泛的国际市场。

第四，东道国外资政策放宽，降低跨国银行经营门槛。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国家金融准入政策有所松动。另一方面，我国推动“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有助于银行获得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此外，当前大型跨国银行国际化业务有所收缩，中国银行业面临重大机遇。

第五，中国银行业在海外具有较大的业务机会和增长潜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增长潜力巨大，现有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发达，可以获取国际市场信息，有利于学习同业的先进经验做法，提升国际竞争力。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政局稳定、制度完善，经营风险和成本相对较低。

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水平逐步提高

战略上高度重视。以五大行为例，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在海外46个国家和地区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工商银行坚定走境外并购路线推进国际化经营发展，2015年，完成对土耳其Tekstil bank92.82%股权的收购，完成对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60%股权的收购；建设银行计划到2020年，实现外币资产与海外资产合计在集团中占比超过15%，海外业务税前利润占比达到7%左右；农业银行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为切入点发展国际化；交通银行将国际化作为“两化一行”战略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布局更加广泛。截至2015年底，共有22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5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298家分支机构。共有9家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4个国家设立了56家一级分支机构。五大行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主力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构布局初具规模，中小银行受经营战略、机构性质等多重因素影响，“走出去”业务规模相对较小。

境外业务增长较快，贡献度持续提升。2016年上半年，我国五大行境外资产性支出的占比达到51.2%，资本性支出增加，意味着在境外加大了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投入。境外资产、营业收入和税前利润增速分别达到7.9%、42.7%和52.3%，显著高于集团7.4%、3.0%和0.5%的水平，境外业务贡献度分别提升至11.9%、11.5%和11.6%。

我国大型银行国际化仍需破解五大难题

第一，经营趋同，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在战略上，基本上是“大而全”，均提出将中资企业“走出去”、跨境人民币业务、贸易融资作为重点业务，在行业中的地位缺乏明确的目标，存在盲目求大、求市场份额的行为；在业务上，普遍以公司业务为主，公司贷款占比一般超过90%，且重点业务高度相似，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能源、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区域上，网点布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相对集中，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际金融中心，在中亚和独联体地区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外，较少涉足其他国家业务。

第二，国际化程度依然不高。当前，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对外投资大国，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在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直接投资。截至2016年上半年，大型银行境外机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不到60个，境外业务平均贡献度仅为10%左右。在“一带一路”区域覆盖24个国家，对沿线64个国家的覆盖率不到一半，且部分地区还属于近两年新设或处于代表处的状态。海外员工比例较低，大型银行海外员工占比仅为2.4%，远远低于业务贡献度。

第三，国际化业务收益不高。近几年来，境外与集团资产平均收益率之间的差距持续收窄，但依然明显，2016年上半年，五大行境外资产收益率为0.78%，较集团水平低0.02个百分点。虽然境外信用成本、成本收入比都处于集团较低水平，但是较低的营收能力导致资产收益率偏低，可能影响集团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的动力。

第四，业务多元化程度不高。一方面，2016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同比下降4.1个百分点到10.0%，远低于集团20.5%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息差业务过于依赖“外存内贷”和境内外资金成本差异，受环境影响波动较大，内生增长能力有待提高。2014年，境外机构全部净利息收入中“外存内贷”部分占比超过30%，2015年则大幅下降到20%以下，2016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11.5%。

第五，境外风险值得关注。2016年上半年，四大行境外减值（不良）贷款规模达到201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大幅上升了35.8%；减值贷款率为0.44%，较年初上升了0.8个百分点。除了东道国企业的风险以外，“走出去”企业的联动风险不容忽视，其余额较大、行业集中度较高，且受境内经营情况深刻影响，如果发生风险将导致资产质量的大幅波动。

借鉴国际经验重视“五个关系”

重视长期战略和短期目标的关系。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规模庞大，且国际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实体经济“走出去”的金融需求多元化、复杂程度较高，参照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定会存在数家实力较强的大型国际化银行。但国际化业务的市场也是有限度的，一般只有一家标杆银行境外业务占比能突破50%，具备其他行难以复制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当前发展境外业务仍存在前期投入较大、盈利能力相对不高、风险有所显露、国际同业竞争力较强等障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银行业所面临的经营压力。因此，在长期前景与当前困境交织的情况下，应立足长远，以形成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为目标，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将国际化推上一个台阶，能够与全球大型跨国银行进行全方位竞争。同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营压力，重视战略的弹性和灵活性，集中资源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着力提升境外分支机构的盈利能力。

重视发展和风险的关系。发展国际化业务，应充分评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自身实力等因素，理性安排推进节奏，避免过激扩张行为。从发达国家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历程来看，波动和周期难免，可能会对单家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经营形成重大冲击，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国内经济衰退，本土业务受到严重冲击，被迫收缩海外业务。比如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大型银行，纷纷剥离海外业务特别是海外零售业务。二是国际化扩张过猛而管理滞后，导致风险积累和成本高企。比如英国当时同属四大清算银行的米德兰银行和西敏寺银行，前者1982年收购美国克罗克国民银行，但一直难以整合，6年后被迫出售，后者国际投行业务和零售业务出现巨额损失，被迫治理整顿和对外出售。三是东道国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原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兴起限制英资银行发展，20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使美国银行业海外业务损失惨重，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银行业大量贷款损失等。

重视国际化和其他战略目标的关系。从美国大型银行的经验来看，国际化业务往往以服务公司客户、高端个人客户以及贷款业务为主，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其零售存款和非息收入贡献度较低。应统筹国际化发展目标和零售业务发展目标，形成统一的集团发展战略体系；境内、境外机构采取差异化的零售业务发展目标和策略，在坚持集团战略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区域特点、机构特点适当有所区分；在境外的重点市场，综合考虑文化和监管的差异性、集团战略相关性等融合因素以及市场潜力、竞争格局等市场因素，积极加大零售业务投入；提供境内外一体化服务的产品、渠道和服务，完善深度联动机制，加快境外零售业务发展速度。

重视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如同境内业务一样，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应坚持差异化发展，避免形成过度竞争、陷入新的“重围”、付出新的转型成本。大型银行之间的国际化程度应保持一定的差异性，本土业务特别是零售业务的市场空间仍相对较大，开展这些业务往往需要更多地了解本土文化和客户习惯，专业化、注重效率和成本是根本。中小银行应专注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走有特色的国际化之路。比如美国道富银行依托托管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优势，实现全球化发展，渣打银行则专注于贸易金融业务，深耕发展中国家市场。同时，分工中凸显合作，提升银行业整体效率。在一些业务空间相对较大的市场上，坚持市场选择为主，政策适当引导形成业务分工。在一些业务空间较小或者正处于开发期的市场上，实行区域分工为主的模式，鼓励一家银行开拓一个市场。同时，鼓励银行间广泛开展代理行、客户推荐以及银团、拆借等资金合作，弥补业务、区域分工上的不足。

重视全面布局与重点区域发展。根据国际化“领头羊”的经验，海外业务规模年均增速高于国内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实现国际化跨越，集团必须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而积极跟随国家发展战略则是国际化战略成功实施的关键。当前，我国出台“一带一路”战略，深刻塑造未来较长时期内国家“走出去”的规模和形态，正是银行业国际化的重要契机。以“一带一路”地区为突破口，加紧落实未来5年的国际化布局，“一带一路”地区特别在部分重点区域，其资产增速应高于其他境外地区，集中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