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成中国金融体系新考验

　　金融创新要为实业“输血”

　　据银行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资金提供方所获年息大都在10%左右，甚至更高，远高于一年期银行贷款6.15%的基准利率。

　　以目前存量规模巨大的委托贷款为例，资金提供方收益大约在8%~10%，而资金需求方的综合成本率远高于这个水平，在10%~18%的水平。更有甚者，有些信托贷款利率在20%左右。这样高成本的融资，如果不是投资利润率足够高的“暴利行业”，一般投资者恐怕很难承受。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平均利润率是4.67%，工业企业利润2012年第三季度才首度由负转正。按照10%向“影子银行”支付利息，一般搞实业的企业都会望而却步。而那些不得不吞下高息借贷成本的企业，只能靠“借新还旧”和“债务展期”等办法“熬一天算一天”。

　　高连奎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特点有两个，“乱”和“贵”。

　　“乱”表现在这些金融产品组成复杂，透明度低，缺少监管；“贵”表现在中国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属“史上最高”，收缩货币必然导致货币价格增高，各种变相的高利贷就产生了，在“影子银行”体系中，“有些融到资的人也不见得有还款的能力，仅仅是救急而已”。

　　他举例称，2012年信托基金中，大部分资金投向地方融资平台，而这些地方融资多数干的是基建项目，很难达到10%以上的投资回报，无法偿还信托贷款，有些甚至连利息都付不出来。与银行贷款不同，信托基金一般年限2～3年，届时需要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而一般信托基金的资本金远弱过银行，一旦有一两个项目倒闭变成烂尾工程，整个信托基金都将面临违约困境。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对中国的“影子银行”要从正反两方面看。一是必须考虑其风险，毕竟像理财类产品这两年翻番的增长，绕过了银行的信贷政策，放大了M2，已经具有了货币创造功能，风险很大；二是要从金融业发展大势观察，中国银行业早晚会脱离“靠吃存贷差过日子”的时代，必须开拓新的金融工具，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这些，也都符合“创新的方向”。

　　“原则上要鼓励金融机构去创新，但必须对金融产品进行严格甚至是苛刻的监管”，他说，不论是银行、信托公司还是证券公司，“混业经营”基本是大势所趋，但如果大家开发金融创新产品，都还是围着“炒楼花”、“炒地皮”打转转，这就会出大问题。

　　中国银行前董事长肖钢在他批评“影子银行”的文章中强调，“仅仅在五年间，理财产品便从仅仅几百种迅速增长为超过两万……许多产品的关联资产，依赖于一些子虚乌有的不动产或长期基础设施，有时甚至可能会发现它是无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应付还款义务的高风险项目”。

　　显然，这位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一度担心的关键问题，还是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错配”。

　　李才元表示，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是技术革命和科技创新，一切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这个大局，实业的核心是科技，“影子银行”可以阳光化，但“影子银行”的金融创新产品必须为实业输送“血液”，为科技创新提供“粮草”，而不能又陷入资源泡沫的漩涡中。

　　他说：“我们不能重蹈美国金融危机的覆辙，他们的金融创新一度走上吹大房地产等资源泡沫的‘邪路’”。

　　针对“影子银行”风险，国家审计署京津冀办李保华最近撰文说，“影子银行”是在中国的特殊经济环境下产生与发展的，其中不乏金融创新的驱动下对金融体系的完善，然而更多的却是弱化了传统银行中介价值，同时其高杠杆等特征加大了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金融风险的积聚。

　　他表示，“影子银行”可以看作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进化之路的“中间产物”：从传统的银行垄断向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过渡，从银行间接融资向通过标准化资本市场融资过渡。

　　因此，审计部门的眼下工作是弥补制度漏洞，不断完善与强化金融审计监督，规避“影子银行”体系风险，有效规范金融创新。

　　“影子银行只是史上最严重货币紧缩情况下的金融扭曲而已”，高连奎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应该放松货币政策，让融资回归“地上”渠道。

　　不少接受采访的金融业内人士都表示，我国货币政策摆脱不了“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的老毛病。货币政策放宽时，企业贷款意愿不强，放宽贷款无效，反而容易刺激投机；货币政策紧缩时，则会导致很多正常商业项目受到影响，导致“众多企业家跑路”。

　　一般来说，商业竞争淘汰落后行业，而在过度的货币调控中，受到影响的却是朝阳行业和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处于初创期或扩张期，企业经营依赖银行贷款或私募融资，这两者都直接或间接受信贷政策制约。

　　高连奎建议，中国的宏观调控要走向“精准调控”，就是对症下药，而不是盲目用药。

　　他表示，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乱用货币政策往往造成“过度运用”，就像滥用抗生素产生的耐药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