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困境中寻找方向

　　2011年，纵观全年情势，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着诸多复杂的因素。美国经济在自我修复中缓慢复苏，对世界而言意义重大；欧洲措施繁多，成效未显，道路依然曲折，但欧元区的进一步整合值得期待；日本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复苏有待观察；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辩论甚嚣尘上，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汇改节奏，开辟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战场”。

　　美国：在自我修复中缓慢复苏

　　2011年美国经济的四个关键词是：“扭曲操作”、“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经济复苏

　　货币政策：QE2效果不彰，推出“扭曲操作”替代QE3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自美国内部，美国救助手段有限，货币政策成为最可倚重的政策工具，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已持续3年。社会各界对QE3的呼声不断，但美联储却终难下此决心，只能在9月推出以维持QE2为核心的“扭曲操作”—延长所持债券资产的平均到期时间。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简称“FOMC”）计划在2012年6月底以前买入4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为6～30年；同时，出售等量的美国国债，其剩余到期时间为3年或以下。

　　量化宽松政策是通过印刷钞票购买美国国债，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与此不同，“扭曲操作”更为温和，其通过增持长期债券压低长期债券利率和其他长期投资品利率，如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贷款利率，可使企业和消费者以更低成本借贷，从而激活再融资和房屋销售，并促使投资者转向股票和公司债券。但是，由于目前美国家庭负债已经较高，对利率已经不再敏感，该措施刺激消费者消费的预期尚未显现。

　　除了实施“扭曲操作”维持QE2以外，美联储还推出另外两项新举措：一是将利率政策执行期限明确化。美联储2008年12月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在此基础上，2011年8月又宣布将该利率水平维持至2013年中期。通过将执行期限明确化，美联储向市场传递了明确的预期信号以提升政策效力。二是启动新闻发布会制度。2011年4月，伯南克宣布将在每两次议息会议后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以此作为美联储提高透明度以及与市场加强沟通的重要举措。

　　总体来看，已经持续近3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显现出一定的政策效应，对短期经济复苏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的内在矛盾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消除，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带来的通胀压力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恶果，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种子也必然由此而生。

　　财政政策：债务问题束缚手脚，掣肘经济复苏

　　美国债务总额已逾15万亿美元，且美国两党将其作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筹码进行政治拉锯战，党争已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顽疾。2011年8月5日，标普将维持了近百年的美国“AAA”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贬为“AA+”，激发了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恐慌性心理，余波至今未平。即使如此，双方也毫不妥协：两党议员组成的减赤“超级委员会”在11月的谈判中毫无成果，换来了穆迪与惠誉对其的负面展望。

　　虽然债务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但美国仍是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帝国，只要美元霸权继续存在，美国就不用担心因为没钱而无法还债，这从降级后美国国债价格不降反升中得到印证。尽管如此，债务危机仍可以看做是美国盛极而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各国定会大力推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霸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失去光环。

　　社会矛盾：凸显深层次问题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社会矛盾方面的现实表现。2011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响第一枪，并以祖科蒂公园为原点逐渐演变为“占领华盛顿”“占领伦敦”“占领墨尔本”，抗议内容也从最初的抗议华尔街发展到对数种社会问题的抗议。“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欧元区债务国家反对紧缩措施的大罢工和英国的大骚乱遥相呼应，使得表面平静的西方世界不再安宁。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近些年累积的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从经济层面上来说，根本原因是贫富两极分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社会矛盾的激化。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奥巴马上台后，酝酿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共和党的阻挠下失掉精髓，希望依靠增税挽救赤字的想法被共和党坚决驳回，导致自身处境尴尬，2012年大选形势堪忧。“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后，奥巴马表示出同情，与共和党称其为“暴徒”的态度大相径庭，可一窥奥巴马欲借此打击共和党、挽救人气的心理。

　　经济：整体缓慢复苏

　　经济增长方面，美国经济整体上处于缓慢复苏轨道，年底终于出现一波加速回暖的“小高潮” 。生产总值方面，2011年前三季度，美国GDP虽然低迷，但整体呈上升态势；就业方面，失业率在下半年有所改善，11月降至8.6%，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消费方面，整体仍处于下降通道，但年末有所上升。此外，10月，美国房屋市场开始企稳回升；11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urchase Management Index，简称“PMI”）也已经回归良性循环，并创下5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经历3年多的自我修复，并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已经开始缓慢复苏，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整体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意义重大，是2012年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欧洲：措施繁多，成效未显

　　2011年欧洲经济的四个关键词是：欧债危机、救助机制、欧洲央行、统一财政

　　欧债危机向多层面蔓延，救助时间紧迫

　　2011年希腊依然是欧债危机的风暴眼，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均将其主权信用评级调降至垃圾级。希腊危机的不断深入引领欧洲领导人开始公开讨论其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

　　危机向金融业与政界横向蔓延

　　金融业方面，2011年10月4日，法国与比利时合资银行德克夏银行集团被拆分，成为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家银行，其持有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问题国家的大量债券。10月底，美国证券公司MF Global控股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史上第七大破产案。MF购买了欧洲国家发行的价值60亿美元的主权债券，期望高风险债券能带来高收益，可惜事与愿违。

　　政界方面，“欧猪国家”全部因欧债危机完成“换帅”。2011年3月份，上任仅两年的爱尔兰前总理布赖恩·考恩（Brian Cowen）黯然离去，恩达·肯尼（Enda Kenny）入替。6月，葡萄牙前总理若泽·苏格拉底（Jose Socrates）下台，科埃略（Pedro Passos Coelho）执政。10月底，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为自己的政治投机付出代价，不得不提出辞职。随后，金融家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担任总理。11月，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下，离开总理宝座，由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接替。几乎同一时间，西班牙执政党工人社会党被选民抛弃，大选提前举行，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当选。

　　危机向欧元区核心国家纵向蔓延

　　2011年11月17日，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扩大8个基点，至3.79%，与德国同期国债收益率的价差突破200个基点，为欧元区创立以来首次。11月21日、23日，穆迪与惠誉相继警告法国，其“AAA”评级岌岌可危。

　　德国方面，2011年 6月中旬至8月，德国国债收益率走势在86%的市场交易时间内与意大利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反，但9月以来，这一比例已降至69%。11月23日，德国拍卖60亿欧元10年期国债，2%的收益率未能吸引到足够投资者，德国央行不得不买进其余39%，远高于德国央行17.83%的国债持有平均份额。

　　EFSF救助机制规模有限，扩容艰难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简称“EFSF”）本只是应急机制，产生的背景是希腊、爱尔兰爆发债务危机，需要维护市场信心，原计划于2013年过渡为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简称“ESM”），因此，其治理结构和细节始终不确定。随着欧债危机规模的不断扩大，EFSF原有的4400亿欧元规模已无法起到救助与风险防范作用，扩容成为必然。虽然细节已定，但由于市场状况不断恶化，执行困难，原定的1万亿欧元规模更是难以达到，鲜有买家表示出对EFSF债券的兴趣。因此，在2011年12月初的欧盟峰会上，又提出新的思路，欧元区成员国央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提供贷款，IMF再以一定的倍数放大救助债务危机国家。目前来看，此举恐怕是最可能的选择。

　　欧洲央行政策选择进退维谷

　　欧洲央行面临的艰难抉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利率问题。2011年欧元区陷入滞涨困局：欧元区第一至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率均仅为0.2%，通胀率则始终超出欧洲央行设定的2%上限，9月份开始更是由2.5%左右飙升至3%的高位。为了抑制通胀，欧洲央行分别于4月7日与7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5%。但号称“鹰派”的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上任后，却分别于11月与12月欧元区通胀最高峰时期将基准利率由1.5%下调回1.00%，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此举可见欧洲央行处境之尴尬。

　　其次是量化宽松问题。事实上，欧洲央行一直在购买问题国家债券，企图压低国债收益率。然而，此举同样充满争议：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认为此举是“错误方案”，隐藏通胀风险，且欧洲央行无此职能；法国及“欧猪国家”则认为，欧洲央行的职责不只是抑制通胀，同时还要作为“最后贷款人”，维护欧元区金融系统稳定。由于欧洲央行继承了德国央行只关注CPI的理念，并不对经济和就业负责，所以，目前在实施量化宽松方面尚未迈出实质步伐。但随着欧债压力的不断增大，尤其是意大利人德拉基上台主掌欧洲央行，相信其很难坚守住此底线。

　　欧元区统一财政建设终于起步

　　2011年11月底，欧盟委员会提出发行“欧元债券”的三种方案：

　　第一，在欧元区范围内发行完全联合债券，即17个成员国为联合“稳定债券”提供共同担保；第二，欧元区成员国为联合债券提供有限担保，同时仍保留现有各自国家债券；第三，统一发行欧元债券，但高负债成员国的债务水平超过一定比例后，将被迫恢复发行本国国债融资。然而，该计划却面临尴尬境地—《里斯本条约》规定了“不救助义务”，该政策的实施需要对欧盟条约进行修改。

　　2011年12月初，欧盟召开领导人峰会，德、法两国力主“修约”，并通过一项新的“财政协议”，统一财政有了新的进展。第一，政府预算应实现平衡或盈余，年度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名义GDP的0.5%，该规则将写入成员国的宪法或者等同的法律；第二，建立并落实政府债券发行计划事先报告制度；第三，完善“超额赤字程序”，超过3%的赤字上限，将会自动进入该程序，债务比率超过60%的国家，必须依据新的规定制定债务削减细则；第四，加强对遭遇严重困境或受到威胁的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和预算监督。

　　此次欧盟峰会也存在着许多未尽事宜：

　　第一，缺乏细节。EFSF杠杆化的1万亿欧元的来源仍无实质进展，财政联盟未将财政紧缩和增长、就业联系起来，不能解决欧洲边缘国家缺乏竞争力的根本问题。第二，自动制裁减赤造成负循环，阻碍经济复苏。财政赤字占GDP的3%、政府债务占比超过60%触发的自动惩罚机制，加速超限国家的经济陷入负循环。第三，英国的反对带来法律障碍和不稳定因素。因而，无法在欧盟主体法的层次通过该协议，只能以国际协议的方式来立法，而且仍需非欧元区9国和芬兰的议会通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英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对峙，可能导致政治局势紧张、欧盟内部分化，甚至英国可能未来退出欧盟。

　　无疑，无论是欧洲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还是EFSF扩容，亦或是发行“欧元债券”，都只是短期政策，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困局，必须要从欧元区的治理结构上找办法。

　　欧元区的产生是建立在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的，其假设在同一个货币区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到就业率更高、福利更好的国家。但事实上欧元区并没有产生这种劳动力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即经济发展较好的德国等国家独享了经济发展成果，而希腊等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国家则独自承担了社会福利负担，使得欧元区内部好的更好、差的更差，造成区域内发展不平衡。

　　在此背景下，只有实行财政统一，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调节这种不平衡，才能解决根本问题。目前的欧元区只是附属于欧盟的松散组织，除欧洲央行外，本身并无治理结构，大的问题都要到欧盟层面讨论和协调。而欧盟27国中有10个国家并不是欧元区国家，所以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统一的、针对欧元区的应对方案。因此，从长期看，欧元区必然要脱离欧盟，形成真正属于欧元区的“小欧盟”。

　　欧盟的成立有三大政治背景：一是“二战”后欧洲希望独立，脱离美国的阴影；二是面临前苏联冷战威胁；三是担心东德、西德统一，单一德国过于强大。欧盟当初始终认为，它们终将都能成为欧元区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统一。但如今这三个政治背景都已弱化或消失，欧盟变成统一政治组织的社会基础已经弱化，进一步将欧元区扩展到27个国家的政治意愿已大幅度降低。在此情况下，形成一个“小欧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尽管岁末的欧盟峰会并未取得完美成效，却在欧元区治理结构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道路依然曲折，但毕竟找到了方向。欧元区的进一步整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