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经济大局

　　第二，适当调低2012年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不仅是由于外需减弱和国内因素导致的周期性减速，而且是由于我国发展阶段正在发生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逐渐回落。这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年均经济增长7%的基本依据。导致发展阶段变化和潜在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因素包括：全球需求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这不是短期现象，而将是长期的；国内过度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由于投资回报率下降、容易引发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和服务业带动增长，必然使经济增长率回落，这是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部门转移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表明这种转移结束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从全国看尚未到来，但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说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可能经历一个自东向西渐次出现的过程。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中占大头，如果“刘易斯拐点”先在东部出现，也会使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

　　第三，实践证明，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不仅取决于新增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等基本要素，而且取决于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超过这种承载能力的过高速度，不仅会使增长不可持续，而且会损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福祉，与发展经济的目的背道而驰。尤其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高物质消耗和高污染物排放的粗放型增长，这使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城乡居民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对洁净的水、空气和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为迫切，越来越不能容忍以牺牲环境和生活质量为代价去换取高速度。

　　第四，对于国际和国内因素引起的经济周期性减速，政府采取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阻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但是，对于上述多种因素造成的发展阶段变化和潜在增长率回落，就不能期待通过政策刺激人为地拉高速度。那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金融风险和结构恶化，为长期发展留下诸多隐患。这是国际经验和我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二）积极利用经济形势严峻的倒逼作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矛盾。具体说就是：在需求结构上过于依赖投资和外需，在产业结构上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在投入结构上过于依赖物质投入和外延扩张；同时还表现在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矛盾的加剧。多年来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作了不少努力，并不断取得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三不”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其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包括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多地少、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城乡二元结构典型，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等基本国情，以及实行赶超战略和时间压缩型工业化路径，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阶段等特点，都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存在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存在急于求成和追求过高速度的发展思路；二是存在驱动而不是抑制粗放型增长的体制条件。这样的发展思路和体制条件又相互强化。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行时，我国比别的国家更容易发生政府和企业投资过度扩张，并引起周期性经济过热，导致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而经济下行、需求紧缩，对经济发展固然不利，但由于市场竞争加剧，优胜劣汰法则对结构调整的强大作用就显现出来。现在正是充分利用市场需求紧缩的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应当更加注重把稳增长和调结构、转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在转变中谋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规模和总量扩大的过程，而且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调整优化结构，可以通过提高结构效益和发展质量抵消减速的负面影响，并为长期更高水平的发展创造条件。现在，我国经济规模和总量已经很大，尤其是在全球需求紧缩、产能过剩和国内投资扩张受到市场容量不足、利润率下降等因素约束的条件下，更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等内涵增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