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解读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两国经济热点

姚洋

宜兰·阿龙

　　访谈嘉宾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宜兰·阿龙(Ilan Alon)：美国罗林斯学院国际商务系主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2011年5月9日～10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结束。“人民币升值幅度”虽然仍是两国绕不开的话题，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对话中明确表示，“通胀是目前中国面临最为紧迫的问题。”此外，美国承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全面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作为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大成果，王岐山副总理强调：“美国必须制定"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任何一步实际行动均胜过千言万语。”

　　那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美国放宽投资及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承诺能否兑现？中国靠什么来缓解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难题？带着这些问题，南方日报采访了中美两国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美国罗林斯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宜兰·阿龙。

　　名词解释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因快速发展过程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回落或停滞。

　　扩大进口有助抑制通胀

　　南方日报：有观点认为，正是美国对华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无形中加大了美国要求人民币币值重估的压力；而人民币升值后的风险也将伴随境外热钱快速流入而来，物价被抬高，加大国内通胀的压力。在二位看来，目前中国靠什么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进口乃至改善消费市场是可行途径吗？

　　姚洋：扩大进口是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可选择之路。

　　现在增加出口我们有通胀压力，扩大进口国内物价肯定会下来一些，我认为扩大进口是中国可选择的路，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反通胀，在于央行不需要买入那么多货币了。一直以来我们其它反通胀的措施，比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储蓄，这些措施是“自己在打败自己”，而如果采取政府约谈的方式，找企业，或者限制银行发放贷款额度也不好。因为太行政手段化会打击企业的积极性。

　　宜兰：人民币升值将帮助控制通货膨胀。

　　人民币升值将帮助控制通货膨胀。如果重新调整人民币币值，中国居民将有能力用更少的钱买进口品，中国出口顺差也将被更多的消费品进口所缓和。升值的举措能帮助重塑全球经济稳定，促进中国和谐发展。中国的真实潜力和可持续增长完全有可能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和创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建立起来后体现出来的。

　　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另一个方法可以是提高人民币利率。政府可以严控货币发行，银行借贷需要更严格的标准。所有以上措施能够使得增长慢下来，减轻通货膨胀的风险。

　　收入分配不均易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南方日报：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代表热议了新兴国家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近来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那么中国目前究竟存不存在这种危险，未来中国式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姚洋：“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还没到，但收入分配不均是潜在威胁。

　　导致“陷阱”其中两个原因最重要，一是技术进步跟不上了。但是这方面，“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政府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很大。预计到“十二五”期末研发投入要占GDP 2%以上。那么技术这方面我们肯定不会落入陷阱。另外就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这一点可能会成为“陷阱”的潜在威胁。中国虽然劳动力发达，但是受教育程度低。很多大学生受教育但是没有“学以致用”，但是就业时很多行业他们又不愿“屈就”，造成资源浪费。由于教育水平低，收入分配不均，将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

　　一提改善收入再分配的问题，政府的做法立即想到限制高收入的人群，打击大家收入积极性，这个肯定行不通。应该把二次分配的更多钱花在老百姓身上，建保障房、安居房。让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也能租廉租房；进了城的工人，中央政府拿钱培训；再考虑社保几万亿的窟窿怎么补的问题。政府应该多做这些事。

　　宜兰：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城市化的迅猛程度和劳动力创造的资本驱使了本世纪初令人瞩目的GDP的增长。但生产要素增长则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可能还处于一种增长缓慢的平稳状态。对比日本、南韩或者欧洲而言，中国还是很小的人均GDP。但是基于人口规模中国的总体经济未来还是可观的，人口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劳动力正在走向老龄化，独生子女一代家庭将急剧依赖更少和更年轻的这部分人群去支撑他们。长远来说，非洲、印度、越南、菲律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一代，将获得人口上的回报。

　　实际上，美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和中国一样严重。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前20%的最高收入人群占全国总收入的48%(在美国是46%)。问题是，解决收入差距要是试图从抑制精英群体的收入着手的话，这可能也会导致人才外流，腐败和增长停滞。这也会让优秀人才退却，限制创新。我们认识到如果中国的收入与平等能够同时增长，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将在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里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