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暴利”背后

　　《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有望今年6月出台。这项规划被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的角度关注内贸流通业的发展，有关财政支持和完善法制等方面内容均在规划中有所涉及宏观与微观产生了戏剧性的对立。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范若虹

　　5月6日，高盛亚洲发布报告预测，中国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将为5.1%，延续3月份5%以上水平，处于三年来历史高位。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城里人感到蔬菜越来越贵了。与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高企”相伴随，一季度居民消费食品价格指数猛升至11%。

　　然而，4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山东农民却由于自己种的白菜仅能卖到8分钱／斤而自杀——这个价格远不能支付其种植成本。“血本无归”成为当下很多菜农的切身感受。自年初开始，它蔓延到广东、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由南向北的各个蔬菜种植区。

　　更怪异的现象出现了：农民们招揽过路人，把地里的菜白送给他们。然而，这些所谓被“天上掉馅饼”砸到的人，在把菜运到城里售卖时，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赚钱，还赔了不少。

　　2011年的春天，生产与消费的严重错位在农产品领域演绎得淋漓尽致，其背后，是过度滞后的农产品流通业。

　　然而，错位的不仅是农产品，工业品、消费品等几乎所有商品均遭遇类似掣肘，它像一只强大的无形之手，不断扭曲着中国的经济链条，推高中国的物价涨幅，侵蚀着全民的社会福利水平。

　　作为经济的动脉血管，流通业正前所未有地与整个中国经济的脉动息息相关。决策层新共识正在达成，中国政府将以有力的有形之手，加速催动流通业体制变革，进而抚平其给中国物价乃至经济带来的日益凸显的“无法承受之重”。

　　谁的“暴利”？

　　“中间笑，两头哭”被各大媒体用来形容近期“种菜赔、买菜贵”的现象，人们把责任都推给了流通环节的中间商，认为他们在其中牟取了“暴利”。

　　5月4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来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地——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在叶菜售卖区，可见到很多被当做垃圾丢弃的成捆的菠菜或是洋白菜，卖菜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车上的菜满满的，但光顾的人却很少。

　　王瑞雯，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姑娘，守着自己剩下的几千斤菜，等待着买主。“从年初开始，菜就卖不上价，生意越来越不好做。4个多月来，一共才赚到了2000多元钱。”她对记者说。

　　但王瑞雯明白，自己的现状还是要比那些种菜的农民好一些，很多农民都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把菜卖出去，甚至有些人无奈地把菜白送给收购商。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农产品生产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当期市场价格由供应量决定，而供应量则取决于上期市场价格的高低，即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

　　每个生产者都认为当前的市场价格会持续下去，自己改变生产计划不会影响市场，但是蔬菜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也即供给量对价格很敏感，但是需求是相对刚性的，即使价格变动，需求也很难变化，因此蔬菜收购价格就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并循环往复。

　　多年来，中国蔬菜“买难”和“卖难”一直交替出现。北京市商委的一位官员就表示，去年4月份，自己很忙，那时候是在调研菜价贵的问题，而今年4月份也很忙，却在调研蔬菜“卖难”情况。

　　然而，当蔬菜在地头已经几分钱一斤了，城里市场零售价还在1元至2元每斤，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中间的“暴利”流到了哪里？

　　一位蔬菜一级批发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从山东农村收购了近6万斤西葫芦，运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售卖，其收购价格是每斤2毛钱，而中间负担的有关包装费、人工费、运输费、批发市场进场费等必要的流通成本是本次货品价值的138%，也就是说，流通成本的花费远远高于蔬菜的进价。菜价中蔬菜成本占33%，流通成本占近50%，剩余20%是蔬菜的损耗和毛利润。

　　这位批发商表示，高额的流通费用，不仅仅高于蔬菜本身的成本价，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今年蔬菜包装费上涨了50%，油价上涨了近18%，而北京房租价格上涨了10%左右，同时批发市场的进场费也涨了。由房租推动的人工费成本也由每人每天60~70元上涨到100元左右。这些都成为菜价中必须支出的刚性成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当前，蔬菜流通环节的成本至少要占到菜价的1/3至2/3，有的甚至占到了90%。

　　可见，当流通成本远远高出农产品自身成本时，一车白给的蔬菜运到市场还会赔钱就不奇怪了。

　　除了批发商，零售商的运营成本也在大涨。农产品流通专家、北京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尔烈注意到，城市里绝大部分蔬菜零售商都是农民工，目前通州区大规模拆除了城乡结合部的平房，使这些人被迫租住楼房，房租由原来每月150~300元，上涨到1000~1500元，同时这些商户租的菜摊铺位也在随着房租价格而上涨。房租涨了，菜价必然会涨。

　　终端消费者支付的过高菜价，并没有多少流进了农民和中间商的口袋，而是被社会上油价、房价等价格的大幅提高而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