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的汇率制度与中国利益最大化相一致

　　“长期内，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与中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一致。”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是他第二年参加博鳌论坛。对于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的保尔森态度始终坚定。除此之外,他还分享了他对美国经济前景、两房改革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中国通胀与不对称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通胀，中国政府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3月CPI为5.4%，为32个月最高，您如何看待中国的通胀问题以及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保尔森：首先，价格稳定和控制通胀非常重要，而中国正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我认为长期内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与中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能够反映经济市场情况。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重要的价格信号，会成为中国控制通胀非常有效的工具。

　　至于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我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不仅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及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

　　美国的经济总量大约3倍于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稳定非常重要。我认为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美国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来维持美元的长期坚挺。我承认我们在全球经济当中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在这个复苏的阶段正在经历一个不对称增长。

　　现在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十分重要。美国第一季度的增长，我认为人们预期过低，我预期增长将保持平稳，此事任重道远。当然，欧洲的情况较复杂，喜忧参半。每一个国家都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但同时我们也承认这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每一个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人民币问题代表改革

　　日报：您一直高度关注人民币问题，到目前为止，您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看到了那些新迹象？

　　保尔森：我一直认为人民币尽快升值，并成为一个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对中国自身最有利。因为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

　　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没有人会提起汇率问题，但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巨大。我关注人民币问题是因为它代表了改革。

　　如果货币能够作为一种价格信号，经济的转型将容易很多，有助于经济向着另一种增长模式转型，更多地依赖内需，更有效地配置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这种市场机制和政府主导相混合的经济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总体上认同汇率需要改革、需要国际化，主要的分歧在于速度和时机。他们想要的是增长的稳定，这也是我想要的，也是整个世界想要的。而主要的分歧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

　　日报：中国已表示愿意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中西方在人民币升值速度上仍然存在分歧。在不久前的南京G20研讨会上，各国表达了将人民币纳入SDR一揽子货币体系的意愿，但是美国财长盖特纳认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是纳入SDR的前提。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保尔森：我对人民币的观点非常简单，第一，我认同中国持续改革的政策，增加货币的灵活性，并向市场化方向发展。

　　第二，我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意义重大。我们看到香港的点心债券市场，我们看到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谈及储备货币，常有人问什么是储备货币。对我而言，储备货币必须流动性好、可兑换，价值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以美元为例，美元成为储备货币经过了很多年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在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时期，财政部仍旧保证其价值，任何人可以自由兑换。

　　所以，人民币需要更多的改革和时间来获得储备货币的资格，SDR的问题与之相似，你怎么能让SDR包含某种货币，但这一货币汇率却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盖特纳的观点。

　　货币的国际化能解决贸易账户问题，所有人对储备货币都有同样的期待，他们想要货币流动性强，易于交换，而所有人都不希望由政府来制定汇率。这就是中国为何投资国债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有帮助的。结合如今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角色，以及全球化的背景，我非常看好进一步的人民币国际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