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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是一年来中国最热的政经话题之一。在经济转型的节点和迈向小康社会的历史关键期,“十二五”规划是延续原有路径,还是打破窠臼,做出方向性的修改,众说纷纭。但共识是:距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只余十年时间,全局和长远的改革任务,须集中在下一个五年中完成攻坚。
将于10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应会给出一个比较明晰的答案,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便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寻求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而其能否落实,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的速度,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和财税关系上能否理顺。
转变方式知易行难
“转变发展方式已讲了很多年,但依然没有取得全面、实质性进展。”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建立包括政绩考核机制、财税体制在内的有效的体制机制。“惟GDP是从”的思路要彻底转变。
现实情况是,“虽然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要解决起来相当困难,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造成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表示。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其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1982年,中国首次提出“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八五”期间,提出了“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九五”计划中,更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目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汉亚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在“九五”期间有一定进展,但“十五”期间却出现了一些逆转。
进入“十一五”后,中国继续倡导转变发展方式,宏观调控、节能降耗等方面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经济进入快速增长周期,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经济刺激措施的作用下,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道路再度遇阻——在“保增长”的压力下,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得以回潮。
在张汉亚看来,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能源压力相当沉重,一系列与粗放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国内此起彼伏,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欠账已到了不能不还的时候,不断压低成本的 “世界工厂”模式也遭遇挑战,这一切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空前。
“贬抑公民权利,牺牲环境资源,透支未来福利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潜力将会在短期内被消耗掉。一旦这种模式走到尽头,其带来的社会转型将是相当剧烈的。必须努力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
周天勇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改革现行的干部体制,“特别是干部业绩考核和晋升选拔机制。如果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突破,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可能停留在文件、口号上。”在现有体制下,经济增长率已经被简化,成为考量地区发展水平和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不过,胡鞍钢认为,在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的惯性冲击下,一旦将经济增长与官员升迁脱钩,实际上就卸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很容易造成经济短期失速,并连带产生失业及社会动荡等问题,这无疑会给中央政府带来压力。这也是2004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但实际操作中,官员政绩考核依然重于经济增长的无奈。
对此,周天勇表示,“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政府主导型,以权力为中心的资源要素配置模式很难被彻底扭转。”
在他看来,“指挥棒效应将慢慢发挥作用,历来文件中首先都是提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很可能会打破这类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