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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创颇深的,均已发布预亏公告并寻求政府注资的三大航相比,这一成绩显得很亮眼。“但民营航空的盈利,受益于基建基金的返还。”民航总局华东局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这并非民营航空的全貌。因为分化明显,更多的公司仍然艰难求生,距离盈利尚远。它们大多数的表现为:奥凯航空、鹰联航空等多家民营航空去年均相继陷入危机,鹰联因为欠费先后被多家机场制裁;而奥凯航空则因为股东矛盾和运营不善而一度停飞;大多数民营航空拿到“准生证”后便杳无声息。
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下称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此时已经开始尝试着另外一条道路:将部分或全部股权卖给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航)的母公司——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如果这笔交易得以成行,这将是我国民航业史上首个退出案例。
时隔起飞已逾三年,民营航空如今为何踯躅难行?
投机的阵痛
“我相信,民营航空今天的困难,创办者自身没有预料到,商业伙伴没能估计到,甚至政府也是大吃一惊。”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晓津指出,当年任民航总局局长的杨元元,拍板开放民航业予民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就是用鲶鱼效应,搞活行业,提升效率。
那是在2004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为中国民航改革与发展的发布会上,时任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公布当年中国民航的发展目标,并首次表示,将同意民营企业和旅行社办航空公司。同一年,港资背景的鹰联航空第一个拿到了民航总局的运营许可。
2005年,是民营航空的“起飞”之年。奥凯首航之后,春秋航空与鹰联航空亦在同年7月起飞,随后就是民营航空不可阻挡的热潮——次年5月,东星航空首航,4个月后,华夏航空与吉祥航空首航……中国民航业的面貌确实已经被改变。消费者们期待一个竞争更大、效率更高的民航服务体系。
然而筹办期已出现的股东进出风波,昭显了民营航空天生的“缺陷”。
以奥凯航空为例,申请允许许可时的四个股东,在拿到牌照时,已经有两个退出,又再增加了四个新股东。
鹰联航空则在起飞一年后,股东由原本的两个变更为四个。
对于频繁的股东变更,李晓津认为并非民资低估了这个行业准入门槛,而是一开始就惨杂了投机因素。
“2006年,联邦快递收购了国内的合作伙伴大田,后者是一家货代,但民营航空的老总们对货代行业非常熟悉,这一事件对他们产生很大震撼。”他指出,有些民营资本,从介入民航业的那一刻起,就只关心如何获取牌照,然后进行“资本运营”,即上市或转让牌照。
与之印证的是,截至2006年10月,继有奥凯航空、春秋航空、鹰联航空、东星航空、大众航空、昆明航空、东部快线(吉祥航空的前身)、华夏航空、西部航空、大唐奇力航空(撤资退出奥凯的北京奇力自立门户的产物)、长城航空货运、英安航空、德龙航空等14家民营航空公司已经拿到了民航总局“准生证”。
而其中大唐奇力航空、大众航空等并未等到首航,便再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