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宁：国际交流应破除文化差异

作者：刘延宁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副理事长，CCG副主任刘延宁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表以下演讲：

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各国官员治国以及企业家他们不同的专业职业领域的最高境界是不同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是要求在国内外自己的本专业、本学术在国际学术里有所突破，而各国的官员治国是要求在多元元素当中侧重平衡，而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善于把需变成求。中国在21世纪正用1/7的土地养活1/5的人口，而且国内更热衷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侧重于制造业如何与研发并举，中国制造如何与中国创造并举，低附加价值与高附加价值并举等等，并且中国幸福指数与GDP并举的问题。

西方文明重在解构 中华文明海纳百川

这种情况下，欧美发达国家把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第二位只是看成一个国家级别的经济暴发户而已，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两大领域里并没有受到他们整体的尊重。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中西文明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西方文明特征是解构，分类与分析不断切分，由此形成结构比较完整，学科划分非常细致的三大体系：科学体系、知识体系、技术体系。而中华文明的文化体系，是形成了海纳百川，归纳一归纳，总体辩证平衡这个方向。由此形成“24节气”、《孙子兵法》、《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乃至中医。而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百年来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是以苏联的教育体制作为借鉴标准，而改革开放之后37年我们又以欧美的教育体制作为借鉴标准。

这两大部分同样都没有任何中华文明文化元素，所以导致现在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专家、学者、博士后乃至于院士他职业能力、专业能力、学术能力非常强，但他是局部，只是从局部的角度来提出诉求，比如搞技术的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不懂文化，搞文化的不懂技术。它缺乏了整体全局的大战略，大战术和大智慧。

又形成了中西文明文化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乃至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明的不同评价，2005年有一本书《文明的冲突》，它认为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明之间是互相冲突的，简称为“冲突论”，而中华文明古往今来几千年，他认为是360度对不同事物的不同阐述，不同角度，有时候它有些角度是互补的，有些角度即使不互补也不冲突，简称为“角度论”。所以，现在中国领导人第一二把手善于在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文化乃至国际会议上要善于提出从动力到对话，善于从乱局到格局的问题，就形成中西文化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西方的游戏规则是零和，没有和平，所以它导致三项解决方式：制衡、军备竞赛、地缘政治，把周边15个国家变成反对中国的。而中国的游戏规则最高境界是通过和而不同，达成共赢、长存的局面。

中西方不再互相误解需要达到六个层次

在一两百年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上，不管是中美还是中外，中国在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军事、国际文化乃至国际会议上，都认为双方或多方都听懂对方了，但实际却没有。因为西方国家分析问题时不断解构不断切分，而中国方面则不断地综合规划，整体辩证平衡。但其实际理解的都不是对方的意思，因此双方都觉得受到了误解。这反映在了中国与世界各方面关系的无序性。

若要达到各方不再相互误解，不再认为对方以自我为中心，需要达到六个层次：

第一，善于把大国方便的大宣传变成大传播，不仅是平面传媒和立体传媒，包括民间统一战线和民间外交等等。

第二，善于把大传播做成大文化，而不仅仅只是国家文化部、地方文化局的事情，这个大文化就是国家软实力，它包括外交、制度建设、法律建设，科技文化教育、舆论导向、信仰导向以及社会建设的问题。

第三，善于将大文化做成中西方法论、方法学，互相能够了解和理解的哲学体系。

第四，善于把这些哲学体系做成信仰，这个信仰不仅仅只是宗教信仰，更包括了有利于人类各种的非宗教信仰的问题，还包括中华文明价值观的问题，它只是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唯一。

第五，善于将信仰做成生活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百姓每周去教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要给百姓做成生活方式并不是要求我们所有百姓都去教堂，而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空间，一个价值，一个平台，让他们有精神家园和精神支柱。这其中包含了文化的多元性，是互相理解，互相融合问题。

第六，善于将生活方式做成惯性潜意识，到那时所有人不再认为价值观等各方面是被强加上去的，而是自己信仰的。从习惯到自然，以此形成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教信仰，乃至于不同区域的多元文明，形成一个和平发展的共同平台。